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计划，是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汇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在部署合围中央根据地时，蒋介石就已有防范中央红军西移的准备，在红军西移路线上先后设立了三道封锁线。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突围前没有充分的思想政治准备，把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带着笨重的机器，8万多人沿着山间小道行进，拥挤不堪，行动迟缓。
11月中旬，突围的中央红军突破敌军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临武一线。这时，蒋介石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11月17日，发布《湘水以西地域剿匪计划大纲》，妄图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他任命湘军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蒋介石欲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受到湘军和桂军夹击，付出了极大牺牲。12月1日，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直属机关渡过湘江。此时，中央红军已经锐减到3万多人。残酷的事实，引发了中共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不满、怀疑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思想情绪。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改变认识。
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成了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12月11日，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李德、博古坚持原定计划，毛泽东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李德、博古仍坚持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就军事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达成共识，却作出了转兵贵州西进的决策，开始避免陷入重围的危险。12月15日，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黔北重镇遵义进军。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参与最高领导层工作。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直接领导下，按毛泽东“避实就虚”的正确主张行动，挥戈西进，所向披靡，连克数城。胜利中，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给红军带来的危害，同时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于是强烈要求尽快结束“左”倾错误领导，让毛泽东回到红军的领导地位上来。掌握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却置黎平会议决议于不顾，仍顽固地坚持北上黔东、再入湘西的计划，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一路上争吵不休。12月31日，红军到达贵州瓮安县草塘镇（猴场）；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猴场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猴场会议决定红军一举突破乌江、直捣遵义，实现了红军处境的根本好转。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通过了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并确定了今后的行动方向；决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取消“三人团”军事领导机构，推选张闻天接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3月中旬，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以周恩来为首，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提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始确立实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缩编，轻装前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稍加休整，继续前进，穿过大凉山，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1935年6月，中央红军到达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军会师后，发生了“北上”和“南下”之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出现了另立中央的分裂行径。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11月，红二方面军由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湖南桑植开始长征。1936年6月，张国焘取消他另立的“中央”。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张国焘放弃南下主张，继续北上；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节点，是中国革命形势好转的主体因素。随后国内时局的演变，促成了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主导的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在整整两年中，红军转战14个省，冲破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在沿途播下了中国革命胜利的火种。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中国革命的主动权，中国革命不断走向新的胜利。
[1]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五卷（1928—1930），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085～3086页。
[2]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234页。(www.xing528.com)
[3]吴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及社会史问题论战研究”，载《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1期。
[4]饶良伦：“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载《求是学刊》1983年第4期。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页。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页。
[7]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28页。
[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128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