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条主义与失败的反围剿

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渐次表现出来。

“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首先表现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随后的短短半年内接连遭受重创。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一大批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罗章龙以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党籍。1931年下旬，协助分管中共保卫工作、掌握大量中共中央核心机密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他向国民党政府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幸而这个极端机密的情报，被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共产党员钱壮飞获悉，遂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李克农。李克农千方百计找到陈赓，陈赓报告中共中央。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周恩来在陈云等人的帮助下，沉着果断地采取措施，转移各机关人员，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6月下旬，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政治局常委会主席的向忠发不遵守地下工作纪律，自由行动，在上海被捕，随即叛变。到1931年9月下半月，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临时中央）。10月，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12月上旬，周恩来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

“左”倾教条主义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危害，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1年11月，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指责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剥夺了毛泽东对中央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权。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指责。1933年1月，在上海无法立足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往中央根据地，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在福建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这些斗争，实际上是在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

1933年9月下旬，中央根据地开始第五次反“围剿”。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李德又不熟悉根据地武装斗争的实际情况，囿于正规的阵地战方式。他们放弃前几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运动战，实行阵地战，同强大的敌人拼消耗。11月下旬，曾经在上海坚持抗击日本侵略、被蒋介石调防福州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公开宣布抗日反蒋，还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双方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这是粉碎“围剿”的有利机遇。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提出在军事上同十九路军进行配合，博古却不采取直接支援十九路军的行动。结果，蒋介石很快就打败了孤军作战的十九路军，随即完成了对中央根据地的四面包围。

1934年1月中旬，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全面肯定了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路线，并且通过了一系列“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此即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会议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仍然负总的责任。(www.xing528.com)

4月中下旬，蒋介石集中力量进攻广昌，博古、李德命令红军主力坚守。经过18天血战，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广昌失守。5月，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了红军不能打破“围剿”情况下的两个方案：一是留苏区坚持进行游击战争；二是将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中央根据地的压力，7月上旬，红七军团向北开赴闽浙赣边区活动，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7月下旬，红六军团向西撤出湘赣根据地，去和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红六军团的西进带有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的性质。

9月上旬，各路敌军加紧对中央根据地中心地区发动进攻，中央红军已经没有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率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和教导师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共8.6万人，从江西瑞金、于都和福建长汀、宁化出发，向西突围转移。中央根据地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而丢失了。

项英、陈毅等率领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1.6万多人，留下来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

“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它导致除陕甘以外各主要根据地的丢失和城市工作的严重破坏。这个教训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