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0年10月第一次反“围剿”之前的几年,中国革命出现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转变。中国革命出现走向复兴的局面,根本原因是,南京政府建立后民族危机更加深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即使是原来对南京政权抱有幻想的人们也越来越多地产生了不满;这个因素的发展,虽然不是直线性的却一直持续到南京政权覆灭。具体原因是,自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起,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和其他地方势力之间的新军阀重新陷入连年不断的混战,许多原来围攻工农红军的军队纷纷调往军阀混战的战场而为红军的发展提供了时间和空间。这是客观方面的原因。在主观方面,中国共产党从八七会议开始确立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路线是正确的,在坚持正确路线的同时又坚决地同错误倾向作斗争,比较能从实际出发,进行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从1930年10月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围剿”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开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更加严峻而复杂的革命形势。或许是受政治形势复杂的影响,“左”倾错误的滋长更加严重。到第四次反“围剿”时,“左”倾错误思想再次显示出其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第四次反“围剿”,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因为“左”倾错误而失守,中央根据地由于周恩来、朱德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而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因为“左”倾错误而失败。错误倾向特别是“左”倾错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鉴于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注意到了右倾错误。八七会议清理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到1929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除了陈独秀、彭述之党籍,克服并抑制了其“取消革命”的右倾主张和行为。
然而,八七会议没有注意到“左”倾错误问题。1927年11月,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这是“左”倾错误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取得主导地位。随后一些地区盲目暴动带来的惨重损失,使中共中央注意到了“左”倾错误问题。1928年4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承认存在着“左”倾盲动错误,于是停止了盲目暴动的做法。
在随后的两年,利用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和其他地方军阀混战之机,经过艰苦的努力,土地革命蓬勃兴起。就在中国革命形势刚刚好转之时,“左”倾盲动问题又逐渐发展起来。(www.xing528.com)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是“左”倾错误第二次在中共中央取得主导地位,虽然只持续了3个月,却造成了惨痛的代价。[8]1930年9月,瞿秋白、周恩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行径。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线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王明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散发他写的《两条路线》(以后增订、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引发混乱,造成中共中央难以正常工作。12月,共产国际要求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改变中共中央领导,贯彻共产国际路线。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原先不是中共中央委员且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26岁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操纵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由此便开始了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的统治。这是“左”倾错误第三次在中共中央取得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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