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寻找革命新道路

毛泽东决定改变向长沙进攻的计划，转而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这个决定虽然还是一种感性的朴素的认识，却是寻求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思想起点。革命工作以城市为中心，这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的不二选择，是中国共产党的共同认识。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以攻占中心城市为指向。中共中央在上海，工作重心在中心城市。但是，所有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都很快失败了。南昌起义的计划，是撤离南昌、进军广州，在广东建立重新北伐的根据地；计划失败，南昌起义的幸存力量就这样辗转到了远离中心城市的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区域。广州起义在第三天就失败了，幸存力量退出广州，到了农村地区。秋收起义的计划，是攻占长沙；计划改变，毛泽东率领队伍到农村落脚，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在领导各地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也初步提出了相继占领某个县或几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在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同时，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指出：在中国找不到一个经济力量能够统治全国的大城市，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同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1930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署名信件，明确提出：共产党应当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工作，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以后即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向城市进攻，这样，革命必然可以得着胜利。历经两年多的求索，从中央到基层，中国共产党上下同心地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是集体求索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毛泽东的贡献最突出。

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所在的思想。1928年10月和11月，他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著作，以科学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特点为依据，系统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明确阐述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有机联系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9年4月，针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一些人担心农村斗争超过城市斗争将不利于中国革命的观点，他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1930年1月，他在党内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www.xing528.com)

毛泽东还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农村并且在共产党组织和军队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环境中如何保持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实务性问题。1929年12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会议通过的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担负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的任务，必须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个决议，对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和坚持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还创造性地解答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据，开始破除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一文中从认识论高度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阐明了社会调查的重要意义，以及调查的目的、对象、内容、方法和一些技术细节；揭露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及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批评了红军中一部分人安于现状、墨守成规、迷信“本本”、不愿做实际调查的保守思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