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动因增强的原因

南京政权的建立，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也没有消除中国革命的根由。中国革命的动因，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得到了增强。

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等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回答，决定着对中国革命性质、动力、前途等重大问题的判断，也决定着对中国革命的评价。否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错误观点，主要是对1928年南京政权建立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认识模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过去，新的浪潮还没有到来；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中国共产党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科学分析，引起了其他思想政治派别的攻击。其他思想政治派别，以陈独秀为首的“取消派”、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以戴季陶为首的“新生命派”和以胡适为首的“新月派”，都得出了为南京政权辩护的结论。例如，陈独秀认为，大革命使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封建势力变成了“残余势力之残余”；由于社会性质变了，因此革命性质也开始转变，开始由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只有留待将来进行。这种观点的实质是“取消”中国革命，陈独秀因此被称为“取消派”。“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已崩溃，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显然，他们并非为研究而研究，为学术而学术，他们的研究目的，是从根本上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科学论断，反对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为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提供理论依据。”[3]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大论战由此展开。“这次论战涉及的问题极多，其中主要有：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资本主义经济与封建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中国经济的发展前途和改造途径；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前途；研究中国社会性质的方法论；等等。其中尤以前两个问题争论得最为激烈。”[4]这场论战，更大范围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的话语权。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根本改变，这是由当时南京政权的阶级基础和形成过程决定的。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中国国民党就不再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成了一个由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南京政权的阶级基础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包括大地主、大买办、大官僚、大资产阶级。从洋务运动开始产生的中国资产阶级到这时已经分化为由部分大地主大官僚和大买办转化而来的大资产阶级（通称“官僚资产阶级”）、中资产阶级（通称“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城市中小工商业者）。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和南京政权的主要根基。在其形成过程中，南京政权表现出对帝国主义的妥协。南京政府在成立之初就与各国交涉谈判废除旧约、改定新约，主要目的是以改定新约的方式换取帝国主义列强的承认。废约外交持续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妥协退让性决定了没有从根本上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更没有使中国成为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关税主权依然操纵在外国人手中，外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依然存在，英国依然占有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重要城市的租界和九龙租借地，法国依然占有广州湾租借地，日本依然占有旅大地区租借地。(www.xing528.com)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根本改变，还表现在南京政府的内政举措上。蒋介石削弱异己的裁军行动引发了与北洋军阀混战本质相同的新军阀混战，迫使广大劳动人民依旧处在水深火热中。为了巩固独裁统治，除军队、警察之外，蒋介石还建立了全国性的特务系统；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任意逮捕、绑架、暗杀政治反对者，设置各种惨无人道的囚禁和行刑场所，特务横行令人发指。为了控制人民，从1934年12月起在全国实施封建主义保甲制度，加强对广大人民的奴役和禁锢。南京政府还竭力查禁进步书刊，逮捕甚至杀害进步作家，解散进步团体，以此来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

南京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更多更大的抗争。南京政府的专制统治，不仅没有化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在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大主要矛盾的基础上产生了官僚资本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因此，中国革命的动因，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得到了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