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十五讲》对话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

1923年2月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反革命的势力远大于无产阶级的力量，单凭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层和力量，组织革命统一战线去战胜共同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决意加快与国民党的合作。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的决定。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在中国共产党酝酿与国民党合作之时，孙中山的思想正在发生由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的实质性转变；这个转变，或者说新三民主义，是形成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的发布是孙中山思想转变的显著事件。“《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不仅标志着苏联、共产国际在中国寻求合作者的努力取得了重要成果，而且也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1]联俄政策的确立和中国共产党与苏俄、共产国际之间的密切联系，促进了孙中山联共政策的确立。

联共也是孙中山在经历长期思索后慎重作出的决定，目的是通过输入新血液救活正在堕落中死亡的国民党。[2]1923年10月，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鲍罗廷同中国共产党商议帮助国民党改组的方法，决定力促孙中山召集国民党改组会议。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排除重重障碍，积极推动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他聘请鲍罗廷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又聘为政治顾问），任命廖仲恺、汪精卫和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等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胡汉民和中国共产党人谭平山等9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等5人为候补执行委员。此后，各地的中国共产党人，如直隶的韩麟符、于方舟，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山东的王尽美等人，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除了组织整顿、制定组织原则，更重大的问题是确定奋斗目标、明确与中国共产党人合作并且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的政治基础。如果没有一个包括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民主革命纲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共两党合作就会徒具形式而没有实质内容。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其中就如何在中国革命的新形势下重新解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详细阐述了共产国际的观点；这个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观点，为孙中山所接受，成为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阐释的新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则。(www.xing528.com)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共产党人20多人，包括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等。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顺应中国革命趋势的新解释。民族主义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了民主权利只赋予坚持革命政权观点的人并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经过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被称为新三民主义，又被称为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若干基本原则一致，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孙中山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领导了辛亥革命，更在于他顺应潮流而确立了推进中国革命发展的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留给后人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3]大会否决了国民党右派分子提出的反对共产党员“跨党”的提案，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章程》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原则。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大革命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