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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三课:国共合作酝酿

时间:2023-08-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中共中央于1922年6月15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首次公开表示愿意与中国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建立联合战线。随后,中共中央相继派李大钊、陈独秀同中国国民党领导人会晤,商谈合作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作为,进一步加快了酝酿国共合作的步伐。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的问题。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三课:国共合作酝酿

制定正确的革命策略是实现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接受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在把民主革命纲领确立为现实的奋斗目标时,就已经思考联合谁、反对谁的策略问题。在共产国际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铁路工人代表邓培,希望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勉励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加强团结、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早在1921年6月就来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已经和孙中山多次晤谈。此时,马林已经改变了共产国际初步提出的“亲吴疏孙”(亲吴佩孚疏孙中山)的策略,也排除了联合陈炯明的想法,转而确定联合孙中山的国民党。在了解到孙中山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马林便于1922年4月初向中共建议“放弃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19]这个国共合作的建议,遭到中共党内多数人的反对。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中共中央于1922年4月底在广州召开党、团负责干部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史称“广州会议”。马林在会上再次强调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提出在保持中国共产党政治独立性的条件下加入中国国民党的问题。广州会议虽然未能就加入中国国民党的问题作出议决,但大多数与会者同意了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政策取向,这标志着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政策开始发生转变。中共中央于1922年6月15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首次公开表示愿意与中国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建立联合战线。7月16日至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九个决议案之一《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决定,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中国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随后,中共中央相继派李大钊陈独秀同中国国民党领导人会晤,商谈合作问题。

时值孙中山正在寻求新的革命出路、谋求新的革命同盟者。1922年6月中旬陈炯明发动叛乱,孙中山从美、英、日等国得到援助的想法也破灭了。处境困难的孙中山感到有加快联俄步伐的必要。其实早在1918年夏,孙中山曾致电列宁,祝贺十月革命胜利,表示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此刻他开始沉痛反思过去数年一直进行的联络军阀打军阀却导致革命一再失败的做法,对俄共的组织及军队建设十分向往。在共产国际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产生了苏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三方相互关系意愿的某种契合。在广州会议召开之前的准备阶段,马林以苏俄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同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孙中山介绍了华南的情况并向马林了解苏俄的形势,再次申明他对苏联红军的规模、组织和政治教育很感兴趣,希望与苏俄建立联系,拒绝了马林提出的建立国共两党民主联合战线的建议。在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越发感到主义之统一与人心之坚定的重要性,决心改造中国国民党。1922年8月到12月,孙中山与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以多次交换信件等方式秘密商谈中俄两国的各种问题。1922年9月30日,孙中山对香港《电信报》记者发表谈话,毫不讳言地表示赞成“中俄亲近”的外交政策,理直气壮地阐述自己要联俄的原因。[20]越飞向莫斯科报告说,与北京的谈判不顺利,与吴佩孚和张作霖的联系都不是最紧要的事情,现在只有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对于中国革命具有无比的重要性;报告的目的在于说明苏联同孙中山合作的必要性,希望苏联政府批准他离开北京到上海与孙中山会晤。1923年1月16日,越飞到上海与孙中山会谈;1月26日,双方在多次会谈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发表《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这标志着共产国际、苏联在中国寻求合作者的努力取得了重要成果,也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还加强了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意愿。在联苏的同时,孙中山决定联共,目的是吸纳新鲜血液、改造中国国民党。

陈炯明叛变后,陈独秀很快就向中国国民党总部负责人张继表示,中国共产党不因孙中山受到暂时挫折而改变与之合作的原有立场,将更积极地反对一切支持陈炯明的反动言论和行动。孙中山由广州退居上海后,陈独秀、李大钊先后前去探访,表示慰问和支持,探讨今后革命的新道路。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作为,进一步加快了酝酿国共合作的步伐。

这时,中国共产党坚持与国民党实行党际合作的主张,并开展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发起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尝试利用这种群众团体的形式同中国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然而没有成效。孙中山只同意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不接受党外联合的办法。马林认为,应当正视现实,接受孙中山的意见。共产国际在听取了马林的汇报后,批准了他提出的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1922年8月25日,马林在上海和孙中山再次会谈;孙中山表示他现在极其需要同苏俄建立亲密的联系,马林则正式提出了中共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马林还告诉孙中山共产国际已决定要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孙中山欣然接受了马林的建议。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史称西湖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的问题。与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赞成马林的建议,经过马林的解释和说服,在充分讨论后,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的条件下,由中国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加入中国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马林的提议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

西湖会议后不久,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等首先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党内大多数人对于这种做法仍有疑虑。直到一年后,西湖会议的决定才得到贯彻执行。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3]《中国革命史》编写组:《中国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页。

[4]《中国革命史》编写组:《中国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页。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

[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6页。(www.xing528.com)

[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

[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35页。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9页。

[12]《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3/4427942.html,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

[1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70页。

[1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35页。

[15]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7页。

[16]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页。

[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73页。

[1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79页。

[19]《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中国有关资料》;转引自向青:“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

[20]《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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