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兴起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认同、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者群体，就自然而然地在中国出现了。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来自三个社会群体：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五四爱国运动中比较年轻的左翼骨干，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

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代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队伍形成的先驱者和擎旗人。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俄国十月革命社会主义旗帜的第一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18年下半年先后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他对俄国十月革命进行对比观察和缜密思考的产物。在1919年8月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他直接公开表白赞同马克思主义；显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在1919年10月、11月分期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标志着他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新青年》的创办者和主办者，在五四运动之前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他在1919年12月发表的《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指出：18世纪以来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作斗争的旗帜；20世纪的民主，乃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旗帜。此时，他抛弃了仿效欧美的主张。1920年5月，他在上海积极组织工人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同年9月发表的《谈政治》一文，“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生产阶级）的国家”。这些言行表明，陈独秀已经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爱国运动中比较年轻的左翼骨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队伍形成的主干部分。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后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18年4月，他与同学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开始了探索中国出路的革命事业。同年，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他第一次到北京。这次北京之行，他目睹新文化运动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动，深受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思想感染，开始具体地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1919年4月，他回到湖南，吸收一批小学教师和进步青年为新民学会会员。五四运动暴发后，他组织罢课、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支援北京学生。他主编《湘江评论》，歌颂俄国十月革命；他还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发起“驱张”运动。由于“驱张”运动，1919年12月他第二次到北京。他向李大钊汇报湖南青年运动的情况，李大钊给他推荐了一批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4月，他从北京到上海。他同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开展湖南的革命活动等问题。在北京和上海这个时段，毛泽东已经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周恩来、李达、邓中夏、蔡和森、杨匏安、高君宇、恽代英、瞿秋白、赵世炎、陈潭秋、何叔衡、俞秀松、向警予、何孟雄、李汉俊、张太雷、王尽美、邓恩铭、张闻天、罗亦农，等等，先后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www.xing528.com)

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例如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等一批先进分子，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结合亲身经历和实践，抛弃旧的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董必武回忆说：过去和孙中山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让别人搞去了；读了许多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后，才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创立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于是就开始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林祖涵、吴玉章等也有类似的思想经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形成，离不开进步社团的组织和联络。五四运动前后，各地新生的社团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仅北京一地登记在册的社团就多达281个，1920年还有增加。[7]这些社团产生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社会土壤，以弘扬民主和科学为己任，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积极研究和宣传新思想。它们摆脱中国旧式会党的组织方式，是在传播新思潮基础上的联合。但由于或者信仰或者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或者其他因素的不同，众多的社团发生了分化，其成员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宣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活动中成长起来，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主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