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五四运动的本质特征

发生在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为标志的新的时代背景和以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的新的国际环境下，决定了五四运动具有此前历次中国革命运动所不具备的本质特征。

首先，五四运动是一场不妥协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此前的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历次中国社会运动，或者对封建主义认识不清或者对帝国主义认识模糊或者兼而有之，或者对封建主义心存扶持或者对帝国主义心存幻想或者兼而有之，都没有明确地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同时列为革命的主题。“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23]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浅到深、由表及里的过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看清帝国主义的照妖镜，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实现从感性到理性飞跃的节点。此前，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以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主义为典型。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看清了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和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势力以压榨中国人民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开始的。中国人民对封建主义统治势力的认识，虽然产生了辛亥革命所体现的与封建主义对立的资本主义民主思想，却没有认清袁世凯及北洋军阀集团的封建主义本质。袁世凯复辟和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暴露了其对外依靠帝国主义、对内奴役中国人民的买办性封建性；其中，暴露北洋军阀统治买办性封建性的巴黎和会，引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胜利，第一次显示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坚定性。

其次，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一大批新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商人、工人、市民实现了以“内惩国贼、外争主权”为诉求的爱国主义的大联合，群众的参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泛性、觉悟性。“内惩国贼、外争主权”诉求的实现，充分地展现出群众爱国运动的社会威力及其伟大作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对俄国十月革命思想的宣传，还有陈独秀的舆论鼓动，是这场群众爱国运动广泛深入持续发展的思想动力。

再次，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的思想起因，是巴黎和会破灭了中国新文化人士对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主持正义的幻想。受到新文化思想熏陶的青年学生，率先走向街头抗议。学生运动揭露了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帝国主义侵略实质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封建主义黑暗本性，激发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促进了新文化思潮从民主主义扩大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跨越。五四运动之后，以传播、研究新思想为旨趣的社团、刊物急剧增长。据统计，进步社团此前只有北京的国民社、新潮社、工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和武汉的互助社、长沙的新民学会等不足十个，之后一年多时间发展到三四百个；宣传新思想的刊物此前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少数几种，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增加到400多种。

最后，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主体力量。在五四运动之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还仅限于李大钊这样的个别人物。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才在中国传播开来的。一方面，五四运动的起因反映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部分新文化人士和接受新文化思想的进步人士、青年学生，以实际行动抛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由俄国十月革命而引起世人注意的社会主义运动；另一方面，五四运动的胜利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从中认识到在中国也有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上海学生联合会在告同胞书中说：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一些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潮、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开始到工人中办工人学校、办工会，进行宣传和组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中国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

上述几个方面的本质特征，使五四运动推动中国革命进入了新阶段，即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1]《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35页。

[2]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15日），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3]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15日），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

[4]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15日），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

[5]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载《晨报》1919年3月4日～5日。

[6]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1916年2月25日），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7]陈独秀：“宪法与孔教”（1916年11月1日），载《新青年》第2卷第3号。

[8]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9]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革命”（1915年9月15日），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www.xing528.com)

[10]李大钊：“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1918年6～7月），载《言志》季刊第3册。

[11]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12]“俄京纷扰之现”，载《大公报》1917年11月12日。

[13]“俄乱党势力薄弱”，载《大公报》1917年11月14日。

[14]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载《言志》第3册，1918年7月。

[15]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

[16]李大钊：“新纪元”，载《每周评论》第3号，1919年1月。

[17]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18]《大同学》一书的原文是英国进化论者颉德（BenjaminKidd）的《社会演化》（SoicalRe'-volution），全书共十章。《万国公报》在第121～124期登载了该书前四章的译文。同年，广学会又将其汇集成书出版。在第一章，作者误称马克思为英国人，从第三章以后改正。

[19]《译书汇编》，第1年第2期，1901年1月。

[20]杜士珍：“近世社会主义评论”，载《新世界学报》1903年2月。

[21]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载《译书汇编》1903年第11期。

[22]孙中山：“社会主义之派别及其批评”，载《总理全书》之七《演讲》（上），第197页。

[2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