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1日，上海《大陆报》首先披露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次日，身为徐世昌总统顾问和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的林长民在《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证实了这一噩耗。就在同一天，蔡元培召集北京大学学生百余人，沉痛地报告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号召同学们奋起救国。随即国民社成员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于第二天（星期六）晚7时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并邀请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北京高等师范、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大会作出了四条办法：其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其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合约上签字；其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其四，定于5月4日（星期天）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4日下午，北京十多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赶到天安门集会、游行。这场运动，因日期而得名“五四运动”。
学生手执各种旗帜、标语，上面书写着“外争主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力”“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取消二十一条”“抵制日货”“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字样。集会上有人演说，有人呼喊口号，有人散发传单，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这三位亲日派官员。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走出中华门，开始游行。示威队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西口被巡捕阻挡，就改道奔向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一拥而入。一学生看到卧室陈设得太华丽，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躲在屋内的章宗祥见大火燃起，夺路而逃，被学生追上痛打，幸亏警察赶到才保住性命。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火烧赵家楼”事件。军警逮捕了在场学生32人，但学生们并没有屈服。
5月5日，北京各大专院校实行总罢课，成立学生联合会，坚持斗争。与此同时，北京总商会为学生被捕事件召开紧急会议，决议赞助学生、营救被捕学生。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起北京各女校代表集会，商议救国办法，决定以通电、通告形式，呼吁全国女界同胞奋起救国。北洋政府一方面迫于社会各界压力，释放被捕学生；另一方面颁令严禁抗议的公告，禁止学生集会、游行示威，逼走同情学生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教育总长傅增湘。19日，北京十几所专门以上学校25000多人再次实行总罢课，发表罢课宣言，组织讲演团，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并筹组“护鲁义勇队”。受到影响和带动，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城市的学生也先后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抗议行动。随着各地学生运动的影响不断扩大，北洋政府对学生的镇压措施也不断升级。在北京，6月3日，军警逮捕学生170多人；次日又逮捕700多人。此举激起了全国各城市阶层的愤怒，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全国性抗议活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五四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5月4日到6月3日，运动的中心在北京，大、中学校的学生是运动的主力；从6月5日开始，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了上海，工人阶级成为运动的主力。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工人阶级50多万人约占全市人口的一半；教育文化发达，学校和出版、报刊、新闻机构众多，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人数占20000多人。6月5日，上海工人自发行动起来，开始大规模罢工，支持北京的学生运动。先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营的内外棉纱厂6000多名工人举行罢工，接着铁路、汽车、造纸厂等近20万工人举行大罢工。上海商界罢市，发起声援学生的游行。罢工、罢课、罢市斗争，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www.xing528.com)
在五四运动进行时，陈独秀、李大钊等给予了坚定的支持和有力的指导。从5月4日到6月上旬，他们共同创办的《每周评论》以全部版面报道运动进展，还连续出版第21号（5月11日）、22号（5月18日）、23号（5月26日）3期“山东问题”特号，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掀起了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斗争。陈独秀被称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在各界强大的压力下，6月10日，北洋政府宣布释放被捕学生，免除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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