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五四运动背景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发生的，是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发展到新民主主义的标志性事件。

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所造成的新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白热化争夺，引发了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侵华势力发生变化，占主要地位的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忙于战争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美国尤其是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控制。1915年1月18日，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要求“绝对保密，尽速答复”；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仅把原来的第五号内容改为日后另行协商，限令于9日前答复。在日本的最后通牒之下，袁世凯政府被迫派外交总长陆宗舆及次长曹汝霖在9日23时签署接受“二十一条”大部分条款的要求；25日签署《中日民四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威胁。第一次世界大战还为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创造了发动俄国十月革命的有利时机；1917年11月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突破了资本主义统治，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为探索革命出路的中国人提供了新选项、新样板。1919年3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宣告成立，它积极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先进分子创建共产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逐步觉醒，开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果，是五四运动发生的国际背景因素。

其次，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以及阶级阶层构成的变动所形成的国内环境和革命形势。在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相当迅速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进一步成长起来。中国产业工人已经达到200多万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传播的阶级基础。另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青年学生，也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由于共同的兴趣爱好（包括对政局时事的关注），很多青年学生组建、参加社团。人数较多、影响较大的有：1918年1月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发起成立的新潮社，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1918年10月许德珩等人成立的国民社，1919年3月邓中夏、廖书仓等人发起成立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这几个学生社团，已经开始了关注或者参与政局时事的活动。例如，1918年5月，广大中国留学生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罢学归国后，曾在上海成立了学生救国团；5月21日，北京2000多名学生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请愿，要求取消中日军事协定。这次请愿虽无结果，但学生们组织起来了，并联络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学生成立了全国性的学生救国会；为便于开展活动，救国会成员于10月20日在北京成立国民社。国民社得到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支持，团结了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会员近200名，其中许多人成为五四运动的骨干和组织领导者。进步的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走出辛亥革命失败的低谷并继续发展的生力军。其中，掀起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和接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青年学生，尤其是那些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成了五四运动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骨干力量。

国际局势对中国的作用、影响与国内新生社会力量的反应，引发了五四运动。其中，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谈判的失败，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www.xing528.com)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18日，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中国等27个国家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所谓“和平会议”，主要讨论对战败国德国的处理等问题，史称“巴黎和会”。和会实际上由美、英、法、意、日五国掌控。中国在大战期间曾对德宣战，被列为战胜国之一。会前中国代表草拟了一份供会议讨论的备忘录清单，内容包括七项：一是“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二是归还租借地，三是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四是归还在华各地租界，五是撤退在华外国军队，六是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邮电机构，七是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然而，只有山东问题真正进入了会议议程。按照国际公法和惯例，中德之间的条约随着战争结束应该自然失效，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应归还中国，这是中国代表秉承的原则。3月中旬，中国代表向和会提交了包括“二十一条”及解决山东问题的换文等各项相关文件。日本以武装占领的既成事实和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欣然同意”和日本订约（即《山东问题换文》）为借口，拒绝中国的要求，蛮横地坚持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无条件地转让给日本。英、法两国因与日本于1917年签有密约，也选择站在日本这一边。美国提出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由和会暂收，遭到日本拒绝；美国又提出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由五国共管的建议，也遭到日本拒绝。4月底，英、美、法三国举行会议，在中国代表不在场的情况下，秘密议定了和会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让与日本。

巴黎和会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一次分赃会议，其目的是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然而，在会前和会议进行中，中国政府和各界人士对这次会议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1918年11月，德国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朝野各界人士欢呼雀跃，举行庆祝胜利大会，蔡元培、胡适等知名人士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称赞美国总统是“世界上第一等好人”。“公理战胜强权”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流行的一句口头禅，成为中国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的共识。然而，当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北京，人们所抱的希望瞬间化成了泡影。掀起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和接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青年学生，因挫败所产生的愤怒情绪以及与之关联的爱国热情便率先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