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即1917年11月10日，国内的报刊，例如《民国日报》《申报》《时报》和《中华新报》，就刊登了十月革命的消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已经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临时政府，夺取了政权；新政府提出尽快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解决新政府面临的经济困难等三大任务。有的报刊在持续跟踪报道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例如《时报》第二版的显著位置“俄国革命消息”专栏，刊载有关十月革命后俄国状况的“专电”和“通信”。这些报纸的消息来源，主要是英、美等对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怀有敌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讯社，如路透社、东方通讯社等。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还由于当时人们对布尔什维克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不够充分，这些报道对十月革命的价值判断是贬低性的。从所持的立场看，这些报道对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均持否定的态度，称十月革命为“政变”，把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状况称为“乱况”“乱事”“无政府”，把布尔什维克党称为“乱党”“过激党”“激烈党”“暴烈党”“极端派”等；从内容上看，这些报道介绍的十月革命后俄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有失真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地方。例如，1917年11月12日《大公报》的一篇题为《俄国纷扰之现状》说：“俄京现无政府亦无议院，若数日内社会党首领不能组织稳固政府俄京不免大乱云。”[12]该报隔日又报道：“克总理率军讨逆……俄国叛党之势力如临风之烛，持久有限，俄国人民无不钦仰克伦斯基总理。”[13]对十月革命的类似消极报道，一直持续到1918年5月底。
1918年5月16日，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日情绪。中国的报刊开始出现大量报道日本侵略中国的消息，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披露日本政府与沙皇政府于1916年签订的《日俄密约》的报道。正是这篇报道把许多中国人的注意力转向了俄国，使他们注意到布尔什维克政权倡导对中国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与沙俄时期旨在侵略扩张的外交政策的明显区别，开始改变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态度。“到1918年5月27日，中华革命党人主办的《民国日报》也开始改变对苏俄的态度，其6月17日社论首次称俄国为‘民主友邦’，称布尔什维克为‘新派’。”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宣传和赞美十月革命成为当时中国流行的时髦话题。
李大钊是中国准确认识俄国十月革命的中国第一人。从1918年7月到1919年元旦，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和《新纪元》，深刻地指出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地位、意义。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他指出十月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本质不同，法国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是“20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20世纪的革命的先声；中国人应当热情地欢迎由此开启的20世纪的革命潮流，而不是逆历史的潮流而动，“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14]在《Bolshevism的胜利》、《庶民的胜利》和《新纪元》中，他明确地指明了十月革命的本质：布尔什维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15]“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16]继李大钊之后，陈独秀在1919年4月20日撰文说，“18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它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学家，都会把它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步的大关键”。(www.xing528.com)
1920年12月，北京《晨报》与上海《时事新报》派出的三名记者俞颂华（澹庐）、瞿秋白与李仲武到达俄国。这是十月革命后最早去苏俄采访的中国记者。他们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和釆访活动，访谈对象上至革命领袖列宁、下至平民百姓和孩童，涉及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诸多方面，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苏俄的真实情况。例如，瞿秋白曾经三次见到列宁，其中两次是采访。列宁就瞿秋白的提问进行了回答，显得十分平易近人。瞿秋白是唯一与列宁合影的中国记者，是第一位向国内报道列宁的中国记者。他们的调查研究和釆访活动，为中国人深刻地认知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在感知俄国真实状况的同时，瞿秋白的思想也发生了根本转变，成了矢志不渝的共产主义者。
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关切，直接关联着先进的中国人对中国出路的思索。很多新文化人士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看到了中国出路。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肯定，就已经包含了学习其成功经验的思考。再例如，毛泽东在1920年12月1日给好友蔡和森、萧子升的信中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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