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主题

文化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相互复合彼此叠加的社会系统。广义的文化，涵盖器物、制度、观念、行为、风俗和社会生产生活的所有方面；狭义的文化，仅指观念文化，包括哲学、科学、文学、艺术、教育、体育、卫生、伦理道德、新闻出版等类别。新文化运动之“文化”，指的是观念文化。此前的洋务运动旨在器物生产的提高，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旨在国家制度的变革，新文化运动则旨在伦理道德的更新。《青年杂志》发刊初始，明确定位在探讨青年修身治国之道、介绍世界形势和学术、激励青年志趣和精神。修身治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承，以往的中国士大夫几乎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使命。陈独秀探讨的“修身治国之道”，不仅不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修身治国之道”，而且是完全反其道。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是新文化运动的立意和主题。然而，从兴起的态势看，新文化运动得以席卷中国文化领域的突破口，却是前文已述的“文学革命”。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两个基本内容。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是伦理革命的内容；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是文学革命的内容。

伦理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要旨。洋务派、保皇派固守的中学之体，就是中国文化体系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袁世凯尊孔复古行径的实质，也是中国封建主义伦理道德。反对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旧道德、提倡适应民主共和制度的新道德，是发起新文化运动的初衷。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是拟人化表述，分别指称民主和科学。“先生”这个词语，是具有特别社会意义和特别文化内涵的尊称。把民主和科学拟人化为“先生”，表达了民主和科学对于中国出路的倾心厚望。新文化运动初期倡导的民主，有两层涵义，一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包括从封建礼教中解放出来的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及其得以实现的自由民主权利思想等内容；二是民主制度，指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也有两层涵义，一是指与封建迷信、愚昧无知对立的科学思想及其认识和判断事物的科学方法；二是指具体的科学技术、科学知识。从五四运动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新趋势、新潮流，对民主的认识产生了从资产阶级民主到社会主义民主的质变，对科学的认识主要是在科学方法层面增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www.xing528.com)

陈独秀把科学和民主作为近世以来社会发展的两大要件，“近世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2]指出了民主和科学对于伦理革命、文学革命的特殊意义。“要拥护德先生，就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与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就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就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不仅认识到了民主和科学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认识到了实现民主和科学的斗争之代价，还认识到了民主和科学对于中国出路的伟大意义。“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3]陈独秀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是《新青年》同仁的共识，也是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主题。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超越了书斋之内的坐而论道，已经与反对封建文化、反对尊孔复古逆流、反对北洋军阀封建专制统治的现实斗争联系起来，成为推进中国革命继续发展的思想动力。“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4]针对旧势力借小说塑造一位封建卫道者“伟丈夫”仇视新文化的行径，李大钊指出：“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5]他们运用民主和科学、以大无畏的精神发起了对时局尊孔复古行径的批判。易白沙最早发文《孔子平议》批驳尊孔，批驳康有为称孔学为国学、称孔子为素王的观点，批评康有为之倡孔教不合时宜。陈独秀攻击孔教最为激烈也最有影响，例如《驳康有为致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旧思想与孔教问题》《复辟与尊孔》等文章，抨击将孔教定为国教、写进宪法的政治文化作为。李大钊发表《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两文助阵陈独秀，明确孔教与宪法的原则不相符合，点明批孔的本意是反对封建专制。鲁迅发表小说《狂人日记》、随笔《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吴虞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吃人与礼教》，对儒家伦理、封建纲常给予了强有力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