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从中国革命的角度分析，通常把新文化运动的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初期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发展；五四运动是划分初期和中期的历史节点，大革命兴起是划分中期和后期的历史节点。这种划分，与新文化运动适应中国革命发展需要的历史逻辑完全一致。初期新文化运动，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批判中国封建主义为主导。从五四运动开始，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并且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也是从这时起，掀起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群体发生分化，有的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道路，有的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革命走出辛亥革命失败的低潮，掀起大革命的高潮。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成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

1915年9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这个发端，是触发之端，触发了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由封建主义转型为民主主义的端点。在此之前的70多年，中国文化历经欧风美雨的侵蚀，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其中，海外留学归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异军突起，成为中国文化革故鼎新的主导力量。例如，具有海外经历的严复、黄遵宪、梁启超、孙中山，都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型作出了重大贡献。严复的《天演论》产生了开启中国民智的风气，黄遵宪的诗作和他倡导的诗界革命反映了中国文学从形式到内容的扬新弃旧，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新民说》发出了国民性改造的声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是欧美民主主义思想本土化的实践成果。还有，随着西式教育的发展，新事物、新思想和新文化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本土青年学生耳濡目染。中国文化革故鼎新的这种趋势，势必发生思想内核的质变。西学之用的量变累积到一定程度，产生质变，出现西学之质与中学之体的对立。这个对立，是以冲突的方式暴发还是以融合的方式化解？处在主导地位的封建主义势力，选择了冲突。戊戌变法被扼杀在摇篮，这是封建主义势力制造的冲突；辛亥革命是这个冲突的延续及其结果。袁世凯破坏辛亥革命的成果，又是封建主义势力造成的冲突。或许是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而制造的尊孔复古思潮启发了中国民主思想的启蒙者。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的作为，触发了中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抵制尊孔复古思想逆流的心理感应，触发了把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由封建主义转向民主主义的新文化运动。除了《新青年》以外，积极提倡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报刊还有《每周评论》《国民》《新潮》《少年中国》《建设》《星期评论》《改造》《晨报》《京报》等。

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办学原则，聘请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来校任教，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思想的生长地和外来思潮的引介点。1917年1月，《新青年》编辑部随陈独秀从上海迁往北京。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工作，成为主要撰稿人。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www.xing528.com)

新文化运动初起时局限在少数觉悟的知识分子圈，能发展到具有相当强大的社会影响力的席卷中国文化领域的思想潮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学革命”。狂飙突进的“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取得重大进展的突破口。随着近代社会活动及其事物的扩散，中国长期使用的文言文越来越不适应中国社会需要。富有进取心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改进中国文学的路径，早在1900年前后梁启超就提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主将。1915年9月，胡适在一首自赋诗中第一次使用“文学革命”这个名词。“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由此在留美学生中引发了关于新文学的讨论。1916年2月3日，他致信陈独秀，“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1]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接着，陈独秀在《新青年》2卷6号发表《文学革命论》。由此，“文学革命”运动正式发起，在短短几年间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1917年，《新青年》2卷5号发表第一批新诗；1918年，《新青年》4卷5号发表第一篇用现代文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从1918年开始，《新青年》率先全部用白话文发表文章。一些著名时兴刊物，如《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改用白话文刊登作品。1920年，教育部正式颁令全国，从该年秋季开始，所有国民小学一、二年级的教材，必须全部用白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