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兴中会的誓词比较，中国同盟会的誓词最大的也是实质性的差别在于多了“平均地权”。这至少表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得以发展和丰富。1905年中国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第一号出版，他在《〈民报〉发刊词》中把自己的思想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被简称为“三民主义”。这篇文章，连同他主持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演说，形成了对民主革命理论的系统构建。一些中国同盟会会员也撰文解释和宣传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的内核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兴中会的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民族主义的实质是“排满”革命，目的是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实现中华民族独立，挽救中国危亡。它并非复仇主义，也不是排斥整个满族，而是推翻腐朽无能的清朝廷。孙中山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陷入“外邦逼之”的境地，主要原因就是腐朽的清朝廷是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陈天华把清朝廷称为“洋人的朝廷”，这个论断已经得到了从车夫到文人的广泛认同。
民权主义的内核是“创立民国”，兴中会的誓词表述为“创立合众政府”。民权主义的实质是政治革命，变封建帝制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军政府宣言》宣称：“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有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11]孙中山在《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把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紧密结合起来，指出“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逐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主义，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要把它分两次去做”。
民生主义的内核是“平均地权”，即进行社会革命。孙中山在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后认为，西方国家所暴露出来的各种弊端和毛病，根本原因在于未能解决土地问题；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在政治革命成功后出现新的社会问题，国家应该核定地价，逐步由国家向地主收买土地，平均地权，从而使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www.xing528.com)
三民主义是一个先进的、比较完整的民主革命纲领，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客观趋势和必然要求。它的历史局限性主要是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统治。19年后，三民主义发展成了新三民主义，克服了它的历史局限性。
康有为变法退潮，孙中山革命兴起。维新运动在民主革命兴起之前是非暴力性的革命，是进步的。顽固派捕杀维新人士，是清朝廷腐朽、衰落的表现。孙中山认定清朝廷不可救药才铤而走险进行暴力革命的。维新运动失败凸显了孙中山革命的正当性、重大性、必要性。越来越多的人同情、支持、加入孙中山革命，与康有为变法失败直接相关。后来，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扛起了护国战争的大旗。革命兴起了，变法由进步变成了保守，维新派变成了保皇派。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保皇派同在海外筹划起义的孙中山革命派，一个保皇、改良，一个倒皇、革命，势同水火，相互争夺。改良派于1902年创刊的《新民丛报》和革命派的《民报》，成为双方较量的主要阵地。1906年4月，《民报》第三号号外刊登了《〈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列举了两派分歧的12个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双方展开了论战，投入论战的还有双方在海内外的20多种报刊。论战的范围虽然广泛，却聚焦为四个问题：要不要进行革命推翻清朝统治？要不要通过政治革命手段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要不要进行革命？这三个问题对应三民主义。第四个问题，革命是否引起内乱和外国干涉导致国家被瓜分？三民主义，是这场论战的中心议题。“通过这场论战，革命党人对改良派的主要论点做了全面的清算，划清了革命和改良的界限，进一步阐释、宣传了同盟会的纲领，促进了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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