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出现及中华民族危机加深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出现，与中华民族危机加深直接相关。洋务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产生的社会背景，而洋务运动的兴起又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造成的中华民族危机直接相关。30年后，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探索中国出路的视点由此从器物转向了制度。探索中国出路，开始于师夷长技。鸦片战争时，具有师夷长技见识的中国人，屈指可数。这时，50多年过去了，“夷”改口为“洋”，“长技”也从器物变成了制度，更多的中国人比较深入地知道了西方国家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和思想，他们是继续探索中国出路的社会力量来源。继续探索中国出路的人们也已经知道，相对温和的君主立宪和比较激进的暴力革命是变革君主专制制度的两个选择。英国光荣革命、日本明治维新是君主立宪的典型，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是暴力革命的典型。甲午战争一失败，变革君主专制制度的问题就摆在了有识之士眼前。怎么变革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呢？选择君主立宪的维新派和选择暴力革命的革命派，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产生的。康有为第一次上书表达变法主张是1888年，他走向前台是1895年公车上书。孙中山最初同康有为相似，他于1894年春上书李鸿章表达变法主张。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没受重视，但初衷不改，继续上书。孙中山第一次上书不受重视，但矢志不渝，且另寻他路。“在北上上书期间，孙中山进一步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确信不推翻清政府，一切改革都无从实行。其时甲午战争爆发，孙中山认为时机已到，决心把‘倾覆清廷’的思想付诸行动。”[7]以甲午战争为契机，康有为公开地走向前台推行变法，孙中山开始秘密地进行反清斗争。

孙中山，名文，字载之，号逸仙，广东香山（今广东省中山市）人。他曾化名“中山樵”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之后“孙中山”成为通用名。他青年时就读于檀香山和中国香港的英、美教会设立的学校，课余阅读广泛，包括西方社会、政治等方面的著作，萌生了以美国、法国为榜样改造中国的想法。求学期间，他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建立了兴中会。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他为兴中会起草的章程指出，中国面临极为严重的民族危机，“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设立兴中会，会员入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1895年他在广州策划举行武装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1896年10月伦敦蒙难，孙中山声名远播，影响扩大。1900年10月惠州起义失败，产生了很大震动和影响。他自称：“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8]

《辛丑条约》签订后，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争夺更加激烈。1905发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俄战争是它们进行激烈争夺的缩影。中华民族危机的加剧和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感召，是革命思潮扩大、革命力量发展的动因。(www.xing528.com)

1900年春，孙中山委派陈少白创办的《中国日报》在香港出版，它是辛亥革命时期创办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革命报刊，它旗帜鲜明地宣传“排满革命”。1902年以后，出现了一个创办革命报刊、撰写和刊印革命书籍的热潮，重要报刊不少于20种。[9]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都写成或刊印于1903年。这些革命书报，在青年知识阶层引起了强烈共鸣。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传播的同时，一些革命团体也在各地先后成立。其中，1903年11月，黄兴、刘揆一、章士钊等人在长沙成立华兴会；1904年7月，华兴会会员胡瑛与张难先、刘静庵、吕大森等人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1904年10月，陶成章、龚宝铨、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成立光复会。“据统计，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海内外设立革命团体66个，大部分成立于20世纪初年。”[10]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在日本东京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成立中国同盟会。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全国性政党。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词和纲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