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师夷长技的探索进程中，早期维新派对夷之长技的认识，从“坚船利炮”深入到了“工商立国”的经济制度和“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为什么推行师夷长技的主张举步维艰？夷之长技又从何而来？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苦苦探索，寻求答案。郭嵩焘认为，“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陈炽指出，泰西各国之所以强大，“一言以蔽之曰：学而已”。他们认为，西方国家强盛的根本原因在于重视教育。早期维新派的教育和教育改革思想，以洋务运动为直接的实践基础和思想背景。这时，龚自珍关于科举教育空疏无用的观点，已经成为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的共识，“西文”和“西艺”成为教学和选拔人才的重要因素。与洋务派的教育和教育改革思想比较，早期维新派的教育和教育改革思想，以下几点处在引领中国发展潮流的前沿。
一是突破对西学的认识仅停留在“技”“器”层面的思想束缚，师夷长技，不是限于学习西方的军事、生产技术，而是扩充到社会政治方面的学说。郑观应对西学的认识，“已不限于自然科学和工艺学，还涉及政教刑法等社会政治方面的学说”。[7]他将西学列为他所设想的学校必修科目。王韬从中西文化比较的整体视角理解西方文化，也突破了从“技”“器”层面对待西方文化的片面认识。他认为国人主要应学习西方的工艺科、生产技术和政法制度等。早期维新派重视西学，主张以西学代替“四书五经”等旧知识，毫无疑问地突破了科举教育的内容体系，也突破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张。
二是改革书院、设立新型学校、建立新学制，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科举教育体系。容闳是国内最早将培养新型人才与设立学校联系起来的第一人。[8]他在《西学东渐记》第十章中提出仿照西方改造中国的旧教育体制和建立各级新型学校的设想：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识的军官、建立海军学校；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设立种种实业学校。提出建立军事学校和实业学校的，容闳也是中国第一人。郑观应提出应像德国那样广建学校，除发展学校教育外，他还提出大力发展社会教育。“大抵泰西各国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报馆，曰书籍馆。”王韬比较了中国私人藏书与外国图书馆藏书的利弊，认为外国公藏图书是其文化发达的原因，提出仿效国外建图书馆。这些思想主张，不同于洋务派把西文与西艺引入科举教育的思想和实践，是在整个教育体制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上根本性地改变传统的科举教育。
三是关注女性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最先提倡女子教育。陈虬认为占人口半数的妇女不读书，不能服务于社会，中国就难以与西方争雄。郑观应集中阐述女子教育问题，积极倡导女子教育。他们针对封建礼教对妇女身心的摧残进行了深刻批评，驳斥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他们介绍了西方的女子教育状况，建议仿效西方广设女塾，使女子4岁至12岁为期，都必须入学受教育，学校分门别类地由有学识的女教师进行授课。他们还尖锐地批评了妇女缠足的陋习，建议政府下令禁止妇女缠足。无论提倡女子教育，还是倡议禁止妇女缠足，在当时都是离经叛道之论，是后来女子教育和禁止妇女缠足之中国社会进步的思想先声。
早期维新派的教育思想不仅在教育内容和教育体系上突破了传统科举教育的条条框框，而且在教育对象上闪现出男女教育平等的亮眼光辉。如果说洋务派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是中国近代教育的萌芽，那么早期维新派的教育思想就是中国近代教育的产生。
无论外交的还是内政的，也无论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教育的还是文化的，早期维新派的思想都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国难不已而寻求救国之道的探索成果，是当时处在中国社会发展前列、引领中国社会发展潮流的先进思想。他们的思想观点产生于洋务运动的直接社会实践，却又超越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想框架，是戊戌变法的思想先声。
[1]黄林：“百余年来郭嵩焘研究之回顾”，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2期。
[2]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45～246页。(www.xing528.com)
[3]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87页。
[4]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3～544页。
[5]王杰成标点：《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14～115页。
[6]张灏：“郑观应商战思想探源”，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7]娄立志、广少奎主编：《中国教育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页。
[8]娄立志、广少奎主编：《中国教育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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