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提出与效用

体、用本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命题，有主要与次要、本质与现象、根本原则与具体方法等多种解释。“中体西用”理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酝酿，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正式提出，期间出现了诸多代表人物，产生过不同的表达方式。虽然这些略有差别的表达方式认识取向一致，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是有着不同见解的，主要表现在对待“体”“用”“本”“末”具体内容的认识上。早期体用派对西用的认识主要关注在器物层次，最早涉及这一问题的是冯桂芬，其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指出，吸收西学时应“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后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校邠庐抗议》全书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生产、经济等领域，指出了如何把西方器物文明与中国政治伦理文化结合的方法。其中“采西学、制洋器、改科举”等多项建议被洋务派采纳，进而成为洋务政策。其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关系的原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变法图强的理论根据，是早期洋务派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进行洋务运动的思想政治纲领。郭嵩焘、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都发表过看法，这些被称为早期改良派的人物一度和洋务派是合作伙伴，这些人对“中体”的理解开始发生一定的变化，中体的内容渐渐减少，西用的内容有所增加，他们逐渐对西方的政体、教育制度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最早确切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提法的是沈毓桂，他曾任《万国公报》的主笔。1895年4月，他在《万国公报》上发表《匡时策》，文章中写道：“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的第一次正式出现。

中国兵败于从明治维新强大起来的日本，这一惨痛的事实，促进了国民意识之觉醒。正如梁启超所言，“四万万人之真正觉醒，实从甲午一役始”。正是甲午战争惨败的刺激使一部分官僚从顽固派阵营中分离出来，如李鸿藻、翁同龢。为了区别曾、左、李等老洋务派，这些官僚和像张之洞这样在洋务运动中就有所表现的封疆大吏也可称为新洋务派，他们支持戊戌变法的方针也是“中体西用”。新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观点以张之洞的《劝学篇》影响最广。《劝学篇》全书4万多字，分为内外两篇，内篇为中学，目的是“正人心”，外篇为西学，目标是“开风气”。在内篇中，张之洞大讲道器本末论，强调“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除此之外，张之洞主张变法，在经济上全面学习西法进行生产，积极主张官督商办，商人自己要依靠政府，不能有权。张之洞历来重视教育，《劝学篇》主张大办学堂，留学日本，翻译西书，甚至也赞同开设报馆，咨询性质的医院也可以办。从中不难看出，在外篇中张之洞对西学相关内容的推崇，与内篇耳熟能详的内容不同，外篇所提倡的东西是全新的，是更有影响力和刺激性的。《劝学篇》风行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便基本上抛弃了“中体西用”的外衣，正大光明地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戊戌变法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实行君主立宪，这是对“中体”内容的一个很大的突破。再后来，清朝廷依旧因循“中体西用”的路线实行所谓“新政”，资产阶级革命党则对此完全抛弃和不屑了。

“中体西用论”在遵从“中学”的前提下，以比较温和的色彩，避过了顽固派“用夷变夏”的攻击锋芒，例如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引起的波澜。就洋务派而言，起初他们以“中体西用”为思想武器，以回击顽固派的种种挑战，为引进西学减少了阻碍，无论是冯桂芬的以纲常名教为原本，还是张之洞所说的以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等旧学为体都有这层蕴意。但是他们所要的“西学”以不触动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基础为前提，他们和清王朝共命运，代表着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改良派同样为了减少来自中国传统社会的阻力，他们找到了孔子，这除了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之外更是一种策略上的考量。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中体西用”对中国吸收、接受西学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中国这样传统底蕴极深刻的国家里，自古以来都是“用夏变夷”，“夷夏之大防”，一直是传统文化中要守的关键防线。综观整个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每走一步都是在曲折中蹒跚而行，“中体西用”思想的背后是中国传统社会曲折前行的缩影。“中体西用”曾经是洋务派和改良派知识分子各取所需的合作基础，在这样的框架下，他们成为暂时的盟友共同吹响了反对传统保守思想束缚的号角。但是，由于他们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中体西用”必然沿着两条路线发展、演变。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和人民的觉醒，洋务派抱着自己认可的“体”“用”不放，而资产阶级改良知识分子则逐渐抛弃了“中体”，但是对“体”和“用”内容界定的不同，使他们给予了“中体西用”不同的含义和效用。(www.xing528.com)

无可否认，“中体西用”中关于中体的内容对于中国知识界而言都不是新鲜的内容，这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其中的“西学”倒是新鲜内容。“体”与“用”之间是相互发酵的，这正是“体”与“用”之间的微妙关系。“用”本来是为了“体”服务，“体”是为了限制“用”，事实却是“用”在尝试的过程中不断地在突破“体”的束缚，西方的政教也从不可法到可以为“用”，甚至到后来成为“中体”的要素；与之相适应，中国也一步步从封建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变。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评价的一样，“在封建主义充斥的天地里，欲破启锢闭，引入若干资本主义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另一种更好的宗旨。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下户的。‘中体西用’毕竟使中国人看到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