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图志》刊刻及其反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十五讲

魏源同林则徐一样，是鸦片战争时期睁眼看世界最有眼光的人物。他既坚决反抗侵略，又重视了解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此外，魏源有着强烈的经世思维和爱国情怀，他游遍中国各地，结交了一批关心国计民生的经世之士，如林则徐、龚自珍等人。1825年他应贺长龄之邀，代编了《皇朝经世文编》。这项任务是个庞大的工程，全书有120卷，主要总结了清代道光以前的经世学说。这个经历不仅使魏源加深了对当时社会问题的认识，还强化了他的经世意识，这为他以后编写世界地理著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在鸦片战争中，魏源参与了浙江前线的抗英斗争，他目睹了战争中英国的实力，对英国的情况有一点了解，后来又根据英国俘虏安突德口供，写了《英吉利小记》，可见魏源对敌人情况的关注和善于思考总结的经世思想。鸦片战争失败给了魏源强烈的刺激，再加上早在1841年，林则徐就嘱托魏源在其所翻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一本世界地理著作，1842年魏源就编译出50卷的《海国图志》，以后不断地修改增补，1847年扩大为60卷，1852年在《瀛寰志略》中又辑录了部分内容，最后将《海国图志》扩大为100卷，88万字。他在《海国图志》中很好地贯彻并发挥了林则徐了解和学习西方的思想和做法，《海国图志》中的主导思维是经世意识，此书序言：“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是此书的鲜明特色，正是这样的一种济世情怀，魏源在书中着重介绍、考订了世界各国历史沿革、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情况，还特设了《筹海篇》2卷、《筹海总论》4卷，这是其他各种世界地理著作都没有的，而这正体现了魏源强烈的经世致用意识和对转折时代的呼唤。

除了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和介绍世界地理及军事方面的情况，魏源还注意到了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海国图志》对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粗略介绍，开始超出林则徐对西方国家之坚船利炮的表面认知，而触摸到其深层的国家制度。魏源本人的仕途也并不是很顺心，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他就对中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弊端十分痛恨，也曾攻击过专制帝王是集天下之势、权于一身，是最自私的人，正是这种专制和等级影响了下情上传，是国家衰弱的重要原因。魏源在介绍英国的时候，十分关注其议会制度，对于国王不独裁，用兵、和战等国家大事均由议会商议决定等情形十分赞赏。魏源对这种“大众可则可之，大众否则否之”的做法十分欣赏，而这点正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所无法比拟的。除了对英国关注外，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是魏源极力推崇的，魏源整整用5卷的篇幅介绍美国，称赞美国在处理与英法等关系方面的智慧和在国力上的富裕，他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介绍了美国的情况，特别是政治方面，魏源认为其民主制度具有永恒的价值，“垂奕世而无弊”。

在传统的中国思维中，治国之根本在纲常、政教、伦理，而非技艺。中国一直“用夏傲夷”，在这种固有的思维中，自认为中国的文化、文明是最先进、最优秀的。面对着强敌从海上而来，一些人开始将眼光投向了西方强大的科技，但由于传统的惰性，鸦片战争的失败被认为是一种偶然。因此，《海国图志》刊刻以后，正像其起初传入日本一样，没有立即在当时中国社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它在中国知识界产生的影响逐渐突出，其遗韵逐渐发酵。尤其是书中“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成为日后洋务运动的先声，显然“师夷”的目的是“制夷”，所谓“师夷”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长处。在魏源看来，“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所谓“制夷”，是指抵抗侵略、克敌制胜。他强调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魏源从反侵略立场出发，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表现了一种光辉的爱国主义思想。除此之外，此书中对英、美等民主制度的介绍与颂扬，对日后维新思想的产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魏源对世界知识的介绍，成了参与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等人物了解世界的一扇窗，他们深受此书影响。左宗棠曾为《海国图志》重刊作序，对魏源十分推崇。康有为也自称其对西方的了解，对世界的认识，与《海国图志》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海国图志》初到日本被当时日本当局列为禁书，不准发售。1853年又一次传入，仍是同样的命运，理由是书中写有西国事情，可见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保守气氛浓重。直到1854年，日本门户被美国强行打开，由锁国变成了开放，《海国图志》才成为当时日本人了解世界的钥匙，受到欢迎。《海国图志》之东传，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也有积极的影响。这点日本学者也有相同的看法，觉得从中国传入的文献所学之西学不比从西方传入的逊色。(www.xing528.com)

总之，《海国图志》作为完整的、系统的世界地理著作，博采群书，所引从古今到中西，从文字到图片，应有尽有，《海国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其“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中国原有的“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开始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新的史地知识，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拓宽了国人的视野，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