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确立中华民族意识

“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和确立，乃是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才得以最终实现的。”[11]中华民国的诞生，为确立、传播中华民族意识创造了必要的社会基础。以“中华”为国号的全民认同，是中华民族意识的初步确立。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夯实了中华民族意识的社会根基。

推翻清朝廷的胜利和建立中华民国，以及对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考量，促使革命党人决绝地抛弃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主张及策略，公开宣布并且坚定实行“五族共和”政治原则，推进民族平等与融合。“五族共和”是革命党人的“五族大同”，立宪派的“五族大同”旨在“弭隐患”、消解“藉辞满汉”问题而鼓动的革命。清帝逊位与民国建立，使得革命党同立宪党相互走近，“五族大同”与“五族共和”随之合二为一。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党内部也已经出现了中国各民族一体化的思想观念，“五族共和”意识至少是一种思想潜流。例如，1908年《民报》第19号刊登的一篇《仇一姓不仇一族论》，认为推倒实行民族压迫的爱新觉罗皇室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国，是“破列强之势力范围”的必然需要，也是实现满汉平等、民族大同的前提条件；再例如，1911年3月中国同盟会实际总负责人刘揆一曾散发《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堪称辛亥革命前武装倒清‘五族共和论’已然形成的典型文本”。[12]“五族共和”思想，在中华民国建立前已经成为革命党的共识。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起义领导人就在“议事决定第三条”中提出了要实行“五族共和”。“五族共和”成为辛亥革命时“南北议和”的基本政治信条，也是建立中华民国时公开标举、为各方政治势力所认同的政治思想基础，还是中华民族意识得以确立的现实政治前提。需要指出的是，思想界对“五族”与“中华民族”之间关系的认识并不一致，五四运动后孙中山批评“五族共和论”是“无知妄作者”之论。[13]

中华民国的建立过程，内在地包含着中华民族意识的初步确立。可以说，中华民国建立是中华民族意识初步确立的最主要标志。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912年3月11日颁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规定了民族平等。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大总统的身份，袁世凯率先自觉地使用涵盖中国境内所有各民族的“中华民族”指称处理国事。[14]例如，1912年3月15日他致电以哲布尊丹巴为代表的外蒙古王公，劝阻其分裂行径，电文中就使用了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概念；再例如，1914年11月初他批准严复“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建议案”时，也反复使用这一概念。“中华民国”国号的确立和“中华民族”概念在政治实践中的运用，进一步增强了对于“中华”一词及其历史内涵、现实状况的认同感，使得“中华”一词成为表达国家身份感、民族归属感的共同指称。成千上万的组织和事物以“中华”命名，例如，中华民族大同会、中华书局、《大中华报》、中华革命党、中华银行、中华艺社、中华足球联合会、中华工业协会，等等，举不胜举。

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内在地促进了中华民族意识的发展。中华民国的建立，还只是中华民族意识在中国社会上层得到确立的标志。中华民族观念的广泛传播，发生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五四运动以前，不仅社会上，甚至一般知识界和舆论界中，这一观念都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15]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促使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的现代性联系越来越紧密，也促使中华民族观念广泛传播开来。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孙中山认识到“五族共和论”与五色国旗都不利于国家统一、反而易于遭受列强分裂和侵夺，他认为“五族共和”虽然强调了国家形式的“共和”统一却隐含着民族关系的并立分离，他还认为中国的民族远不止五个。无论对国旗的争议有多大，争议本身就是中华民族意识进一步发展的体现。1923年1月《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都明确提到建设中国境内各民族一体化意义的中华民族。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国共合作精神的体现，多次使用了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概念，将汉族以外的“国内诸民族”称为“少数民族”。孙中山倡导的一体化“中华民族”观，渗透到了三民主义的整个体系中并借着三民主义而得到了广泛认同。例如，1928年钱穆在他那部流传广泛的《国学概论》中讲到“最近期之学术思想”时也明确认定，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根基，而民族主义的主体是现代中华民族，民权、民生是就中华民族而言的。[16]由此可知，中华民族意识已经确立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基础地位。1931年抗日战争发生后，随着抗战动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行，中国各族人民命运相系、团结抗战的意识勃然兴起，中华民族意识不仅得到了少数民族的认同，而且在全社会普及开来。普通大众对中华民族意识的接受，如同人们对1935年拍摄的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感受一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1]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

[2]《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1页。

[3]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001页。

[4]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002页。

[5]赵旭东：“国族之辩：以费孝通为核心的有关民族问题的一多之争”，载《思想战线》2018年第6期。

[6]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0页。

[7]吕思勉：《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24页。(www.xing528.com)

[8]转引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36页。

[9]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页。

[10]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9页。

[11]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9页。

[12]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3页。

[13]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0页。

[14]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0页。

[15]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2页。

[16]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