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路的实践基础：近现代史纲要

救亡图强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探索救亡图强的实现路径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线。反侵略抗争是救亡图强的应有之义，是探索中国出路的实践基础。对中国出路的探索，可以追溯到“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提出，这个主张产生于反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之际。反侵略抗争是探索中国出路的实践基础，为探索中国出路积累了必要的感性材料，也为探索中国出路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反侵略抗争是探索中国出路的实践基础。鸦片战争之后，面对日益深重的国家危亡势态，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都出现了一批批爱国人士进行救亡图强的探索，尽管规模不一、层次有别。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还有蓄势潜行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虽然各具显著的阶级烙印和迥异的思想色彩，却都意在探索中国出路。除了这些历史里程碑性的大规模社会运动，还有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外交救国和难以计数的先进分子在不同的社会领域从事着救亡图强的社会活动。探索中国出路的这些社会实践不是孤立地静止地存在，而是具有内在的历史连贯性，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承、发展。反侵略抗争既是探索中国出路的社会实践，又是探索中国出路的其他社会实践的前提和基础。这是由近代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决定的，反侵略抗争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方式，不抗争即灭亡，抗争成功即新生。

反侵略抗争为探索中国出路积累了必要的感性材料。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一个渐进过程，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抗争也是一个渐进过程，从而探索中国出路的社会实践也是一个渐进过程。“须知西力东侵，是从古未有的变局，我们感觉它，了解它，自然要相当的时间。”[7]反侵略抗争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势力正面打交道的方式之一，是广大人民群众深入认识西方侵略势力的主要途径，因为清朝廷几乎不能正视与西方列强的交往。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长达60年的反侵略抗争，为探索中国出路积累了必要的感性材料。首先，对一次次反侵略抗争中清朝廷腐败无能的感知，是以推翻清朝统治为初心的革命人士的心理动因。在指望李鸿章救治中国的想法落空后，孙中山开始着手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准备。戊戌变法失败后，相当一部分维新人士也转向了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道路。谭嗣同主动为变法殉身，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唐才常与谭嗣同并称“浏阳二杰”，他在戊戌政变后去日本、南洋集资，于1900年在上海领导自立军起义，被张之洞杀害。张之洞杀害唐才常也并非忠于清朝廷，他与另几个督抚在八国联军侵占京津时发起了东南互保运动。东南互保运动，不仅显露出清朝廷中央权威已经名存实亡，而且是武昌起义发生后各省相继宣称独立的预演。其次，正如谭嗣同所言，一次次民众自发的反侵略抗争而付出的鲜血和生命，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警醒作用。义和团运动是民众自发地反侵略斗争空前高涨的产物，震惊了中外反动势力，也引起了中国文化界对探索中国出路的进一步思考。《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字林西报》和外国的《泰晤士报》等主流报纸，对义和团运动的跟踪报道、时政评论，展现了以义和团运动为素材探讨中国问题、思考中国出路的社会情形。再后来，越来越多的中国革命人士把中国民众视为依靠力量，都得益于总结和反省中国民众反侵略抗争的经验教训。(www.xing528.com)

反侵略抗争为探索中国出路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决定国家强弱、战争胜败的因素很多，其中，物质因素起基础作用，精神因素起主导作用。两相比较，在物质力量层面，西方侵略势力虽拥有军事装备优势，但中国拥有体量巨大并且大一统而赋予的强大潜能。体量巨大并且大一统的基本状况及其强大潜能，是在军事劣势情形下中国领土和主权能够保持整体独立统一形式的根基。虽说如此，如果没有一批批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以血肉之躯筑成中华民族新的长城，中国人也会失去重新站起来的生机。正是反侵略的抗争精神，遏制了侵略势力灭亡中国的图谋，为探索中国出路既赢得了时间，又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中外人士，包括西方侵略者和中国革命人士，都认识到中国民众反侵略抗争的伟大作用。八国联军侵华统帅阿尔弗雷德·格拉夫·冯·瓦德西说，“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各国，皆无此脑力与体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革命人士，如孙中山，高度评价义和团，“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精神，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8]正是一次次的反侵略抗争，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优秀中华儿女探索中国出路，汇聚成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