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清朝政府软弱涣散，抵抗外侵能力极差

清朝廷和绝大多数官员，缺乏有效地组织抵抗外来侵略的领导能力。这种状况，与150年前清朝初期有力地反击俄国入侵的情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清朝廷已经丧失了康熙皇帝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英国人正乘着工业革命的威力纵横环球。清朝廷还不知道，英国人已经完全认识到了两国之间的差距。德国、日本随后的发展以及晚清70年的历程，包括清室体面地逊位，都表明清朝廷一误再误，辜负了历史给予的幸运。以鸦片战争为起始的反侵略抵抗，充分暴露了清朝廷缺乏中央政府的整体性战略决策，涣散软弱。

鸦片战争之初，英国舰队不直接攻打林则徐守备的广州，而选择进犯厦门，攻占定海。琦善和道光皇帝轻信英国说辞，怪罪林则徐。道光皇帝对林则徐革职，由琦善代替。琦善到任，才发觉事态的严重性并非革职林则徐就能化解。清朝廷还不清楚英国人的底细。林则徐主“战”，琦善主“抚”。道光皇帝首鼠两端，摇摆不定，几乎没有战略定力。“从皇帝到将军、督抚，和战方针不定。说战，没有切合实际的作战方法，稍受挫折，立刻求和；和议不成，又空喊作战。”[1]琦善被革职锁拿，查抄家产。林则徐受到革职后，又被发配到伊犁赎罪。几经折腾，眼看英国舰队进逼到南京城下，清朝廷放弃抵抗，满足英国要求，签订了《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法接踵而来，清朝廷一视同仁，与之和平订约。除了林则徐、魏源屈指可数的几人，清朝廷似乎丧失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政治头脑。林则徐搜集夷情、开眼看世界的明智作为，没有引起清朝廷和士人的注意或重视。清朝廷还是以老眼光看待自己和世界，以往常对待夷的方式对待英、美、法。清朝还是走老路，英、美、法却似乎把握了走向未来的新路。《望厦条约》中规定了12年后修约的条款，《黄埔条约》也有类似的话语。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法蓄意修约而发动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清朝廷几乎没有什么战略研判，盲目应对，权且行事。回绝对方，又不认真对待回绝对方可能产生的更严重情况。面对英、法攻占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实行“六不”策略，即“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面对英、法兵临天津，咸丰皇帝一心求和。咸丰皇帝批准了《天津条约》，对条约中的派员驻京、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赔缴兵费始退还广东这四项又心生悔意。他要把屈服于敌人枪炮的耻辱在谈判桌上取消掉，结果遭到敌人傲慢地拒绝。《天津条约》中规定，一年后正式换约。咸丰皇帝不愿意在京城换约，敌方寸步不让。计较换约方式，造成了更深重的灾难，付出了更严重的代价。清朝廷进退失据，表现为没有权衡利害的判断能力。(www.xing528.com)

清朝廷手忙脚乱、进退失据的窘相，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也都显露无遗。中法战争，不败而败。甲午战争，坐守待毙。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自取其祸。“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清朝廷抵抗外来侵略的用兵，却显得疏忽、轻慢、草率。以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为代表的主要当权派，不但不采取备战的措施，而且还给敌人创造军事进攻的有利条件。这种情形，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时最为显著。似乎如此作为还不足以充分地显示清朝廷无能，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还作出了玩弄义和团盲目排外的愚昧之举，直接成为八国联军侵华的口实。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结局，好像是慈禧太后个人与侵略者的串谋，尽管这不是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