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往往以质朴、敦厚来概括中国农民的性格,并成为中华民族衡量人品格及美德的标准之一。中国传统社会重视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与俭朴的物质诉求相结合,在物质生活基础上也反映了质朴与敦厚的民俗之风。这反映在中国工艺美术文化中,成为工艺美术创意与制作的宗旨。
在陶瓷生产领域,长期以来,瓷工们也恪守着这种朴素、俭朴、敦厚之风。质朴、敦厚既是德化窑陶瓷工艺美术文化环境的重要民风,也是德化窑瓷塑的主要风格。从德化窑传统工艺美术环境的构成要素看,亦农亦瓷是小农经济时代德化窑陶瓷文化的重要内容,人们就是在维持以家庭生活为主要目的中进行陶瓷生产与经营的,故此,结合质朴、敦厚民风而出现的陶瓷生产也客观地反映了古代瓷塑文化的风格特征。
斗转星移,随着陶瓷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与陶瓷文化审美的逐渐丰富,在德化窑陶瓷生产及其文化的运行中,瓷塑艺人以陶瓷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逐渐适应文化审美为导向,将瓷塑文化推向以巧见著、雅俗共赏的表现上,并彰显着个性风格。其中,赖礼同就是这样一位现代工艺美术工作者,他以敦趋巧、亦俗亦雅,成为现代德化白瓷瓷塑个性化表现的典型代表之一。
赖礼同早年毕业于德化职业中专学校,毕业后拜德化瓷塑艺人许兴泽、陈德清等为师学习白瓷瓷塑技艺。多年来,在自身长期实践中逐渐从传统文化中走出,并形成自己独立的个性风格。
赖礼同,福建省德化人,高级工艺美术师,一级高级技师,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民间艺术家,德化陶瓷职业技术学院、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客座教授,主要从事德化白瓷瓷塑创作与研究。
赖礼同青少年时期就读德化中专学校,打下较为扎实美术造型基础,随后,在从师工艺美术艺人期间习得德化传统白瓷瓷塑技艺。在早期投身陶瓷生产时,主要面向瓷塑灯具及陶瓷装饰领域。尔后,涉足陶瓷工艺美术领域,是从仿制德化窑“何派瓷塑”开始的。“何派瓷塑”发生在德化窑白瓷工艺成熟时期,主要适应用瓷塑形象的塑造,并适应人们世俗文化生活为生产目的。长期以来,白瓷瓷塑成为德化陶瓷文化的核心内容,不论在经济文化生活中,还是在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中,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文化的发展与德化陶瓷文化与外界交流的不断扩大,白瓷瓷塑文化成为德化陶瓷文化的主要内容,并在对外文化交流与互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于是,在涉足陶瓷生产中,从事瓷塑工艺美术制作的队伍逐渐扩大。这样,在陶瓷工艺美术创作中,陶瓷艺人往往从传统工艺做起,或者自始至终坚持传统工艺美术之路。赖礼同坚持从这样的瓷塑传统工艺做起,逐渐成长为一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瓷塑工艺美术创作者。
这里,在揭示他逐渐成长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一位瓷塑艺人不平凡的经历,可以看到他对陶瓷文化的认识、理解,可以看到他对待日常文化生活及创作生活的情感演绎,可以洞悉他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
在涉足瓷塑领域中,赖礼同与德化其他瓷塑艺人没有两样,也是从传统瓷塑中一步步走来的,但是,所不同的是,他能够坚持不懈地探索一条自我发展的道路,并成为一代有见地的新人。
第一,从佛教题材内容的作品临制中,找到白瓷瓷塑的立足点,不仅掌握了瓷塑制作的基础技术、技法以及技巧,而且还认真领悟了佛教文化的内涵。
德化窑瓷塑是传统工艺美术文化的精髓,是陶瓷历史文化日积月累的结果。其中,不仅具有重要的物质文化成果,而且还具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内容,特别积累了深厚的传统陶瓷制作技术。对于佛教题材瓷塑的临摹与学习,既能习得佛教文化深厚的文化内涵,又可以吸取传统瓷塑的成型技术及其技巧。
从何朝宗到苏学金,德化窑白瓷瓷塑经历了400多年的时空转换与变迁,成型技术的提升趋向完善与成熟。尤其近现代以来,苏学金对德化窑瓷塑的创造性发展,为德化瓷塑的发展积累了现代成型的技术基础。“蕴玉瓷庄”的第二代庄主苏勤明将传统德化传统瓷塑的整体性逐渐转化成具有空间感的建构形式,进一步奠定了德化现代瓷塑的造型模式,同时,也在成型技术上给予充分的确立。
就是这样,赖礼同从前人的遗风中寻找到自己的创作模式,他充分发挥了德化现代白瓷瓷塑材料的可塑性特性,塑造了诸如《舞魂》《飞天玉音1》《飞天玉音2》《飞天》等作品。这组系列作品充分展示了现代造型理念,将人物形象的结体从过去呆板、僵化的造型中分离出来,建构了一种数度空间形象。
同样地,四大美女,即春秋时期越国的西施、西汉元帝时期的王昭君、东汉末期和三国时期的貂蝉、唐代玄宗朝的杨贵妃,不仅是事实上存在的历史人物,也是历史文化有关女性的突出题材,长期以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领域常见的题材及主题。在历史上,表现四大美女的造型形象固有程式化的造型模式及特征。然而,赖礼同从这样的传统题材中摄取造型元素并将之刻画得细致入微,并且,颇具现代造型特征。从赖礼同所塑造的《西施浣纱》《昭君出塞》《貂蝉拜月》《贵妃醉酒》看,他秉传统造型之延续,进而具有现代造型特征的表现。这是工艺美术创作在题材表现上企图突破传统的进一步加工,也是现实文化对之的强烈要求。
对于现代文化表现而言,一个成功的工艺美术师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摄取题材,但是,作为创作,即文化创造就要表现出现代文化的特色和精神风范。赖礼同的确做到了这一点,这在他创作的现代瓷塑《山鬼》(大、中、小)中可以得到证实:此作取材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屈原的诗作《离骚·山鬼》篇。不过,瓷塑艺人是在充分解读与理解原作基础上的创造,而不是照抄照搬。诗篇利用浪漫主义色彩描写了一位少妇思念情人的缠绵与憧憬,原创作者将这为妇女与巫山女神联系起来,达到似人似神、描写人神共愿理想意境。而赖礼同在加工时将这个情景刻画出来,并利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塑造了女神与“紫豹”的形象,在形象中达到刚柔并济,相互映衬,突出了女性对情人的眷顾期盼,并彰显了女性特有柔美之情,以及与亲人早日团圆的期盼之情。在此作品中,创作者的另一个突破是采用了色彩进行部分装饰,而没有固守德化窑传统白瓷瓷塑单色表现的界线。
赖礼同的许多瓷塑均是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的题材,但是,在原貌的创作中往往与传统造型形象大相径庭。例如,瓷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又是一尊这样的陶瓷工艺美术创造。
第二,以儒家文化及其思想为创作题材,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既解读了人物性格,又解读了儒家文化的教义。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精神支柱。长期以来,以儒家文化及其思想为核心的审美规范成为中华民族衡量人与事的根本总则。因此,中华民族的所有文化活动均依照儒家文化及其思想的规范而运作。在文化审美上,儒家文化从西汉汉武帝开始逐渐成为封建国家的“正统文化”,而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也被尊称为“圣人”。从此,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规范成为衡量人事的正法。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对孔子形象的塑造与对佛教人物形象的塑造没有二至,甚至,对孔子的颂扬远远超出对佛教文化的传播与弘扬。因为佛教是作为人们的宗教信仰,而儒家学说,是封建国家的行动宗旨,是封建国家政治文化生活的根本大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其文化活动的需要,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范畴在不断发展,其影响一直在延伸。于是,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并成为普通人的行为规范。
在各种工艺美术领域,尽管对孔子形象的塑造不及对佛教人物形象塑造的普遍和广泛,可是,孔子作为圣人的形象却深得人心。这样,在绘画、雕塑,以及工艺美术领域,以儒家文化及其思想为创作题材,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人们尽最大限度地打造圣人形象,这既是崇拜圣人的表现,又为解读圣人及圣人思想及其文化作了很好的铺垫,它更加有助于人们解读儒家文化的教义。
为此,在德化窑历史上不乏有人塑造儒家创始人的形象,而赖礼同在前人基础上,塑造了一个新时代孔子的形象,并使之成为效法的典范。(www.xing528.com)
第三,对现代文化的表现,不仅展示了他造型特征的变化,而且折射了他坚持传统工艺并力求变化的瓷塑创作追求。
在德化现代瓷塑表现中,尽管没有形成实力强大的流派,但是,学院派的造型艺术早已被摄入其中。
现代学院派造型艺术,是以严格的造型为基础的,以写实性为特征,以创造为生命力及为核心内容的艺术表现形式,它十分讲求理性与感性的高度结合,并从自然界和人类客观世界中摄取创造题材,以塑造主题为文化主流的艺术表现形式。
赖礼同现代文化内容的瓷塑创意及其制作,充满着创新精神与战斗意识的,如《托起半边天》。这是现代社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一个文化主题,它主要涵盖在20世纪妇女解放运动中,特别强调女性作用的文化思想,充分展现了在毛泽东思想中“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思想的核心。
有关妇女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这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应该充分肯定。仅仅由于世俗偏见,妇女的作用及其地位一直不能得到高度重视。在原始社会中的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天下属于女性。时过境迁之后,人类社会一直以男性为主宰。但在事实上,女性的社会作用是丝毫没有降低的,不必说人类的衍生,就是在小农经济社会,以家庭为单元的社会组织结构中,“男耕女织”成为一个“半边天”的典型写照。故此,妇女应该被重视,而不被重视的社会现实仍然存在。故此,创作者借用惠安女这一典型形象,塑造了《托起半边天》这一瓷塑作品。
惠安处于福建省沿海地区,此地人世代与海为伍,生活就是面向大海,既有依托关系,又富有挑战性。在举家的生产与生活中,整个家族均与海结下情缘关系,丈夫出海谋生,而妻子在家操持家务,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在与海洋的斗争中许多男性均一去而不返,因此留下许多孤儿寡母,这里有中华民族著名的“寡妇村”。20世纪,在中国影视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寡妇村”创作,就是以此为文化背景的。因为在该地区男人出海谋生,生死未卜,而妇女在家里逢事便做,实际上,是家庭生活的“整个天”,而“半边天”是相对于男性主外而言的。创作者依托这样的文化背景创作的《托起半边天》讴歌了妇女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她们对家庭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不仅负有责任和义务,而且必须得到相应的尊重和权利。
显然《托起半边天》与德化传统瓷塑具有不同的结构建构形式,而且从造型的技术难度上讲也突破了历史的局限性。它以写实的手法塑造了一个惠安女的形象,并将这个美丽的女性与大海联系起来,取“大海的女儿”之意:这是海洋文化背景影响下的女性及女性生活。她们辛勤地在海上耕耘,不仅经营自己的家庭生活,而且还经营自己的丈夫,为丈夫做坚强的后盾。有关惠安女的瓷塑,创作者编排成故事讲述给受众,如用《托起半边天》《盼》《呼唤》和《海的女儿》等,这样的主题创作将故事披露出来。
因此,从关注人文思想到倾心现实生活,赖礼同完成了瓷塑工艺美术创造的艰辛之旅,成为一名注重实际的瓷塑艺人。
第四,继续从传统瓷塑文化中吸取表现语言,进一步丰富着具有现代文化审美的瓷塑创作,并在风格展示上体现新时代精神风貌,旨在彰显创作者自身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文化创造就是将自己的欲望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赖礼同就是这样一位勤奋不已的瓷塑艺人,不论是学习,还是生产,乃至工艺美术创造等,均能够亲临创作的第一线。
传统文化是历史上不断积累起来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财富,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并且具有广阔的时空转换意识。在佛教题材的瓷塑创作中,创作者不仅学习了传统瓷塑的成型技术及其技巧,而且,更重要的是温习了佛教文化的内涵。
佛教在中国传播与演变的过程中,逐渐渗透了中国地方文化并以适合地区文化发展为特色逐渐为中国广大受众所接受。德化在历史上也同样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尤其德化陶瓷生产直接从佛教文化中摄取题材,并演绎及塑造了诸如如来、观音、达摩、力士、罗汉的陶瓷工艺美术,即白瓷瓷塑形象。这是德化窑传统工艺美术的重要内容及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尽管时过境迁,但是以佛教为题材的德化陶瓷工艺美术并没有终止,反而却因人们生产及其文化生活需要而逐渐发展并壮大起来。赖礼同以佛教文化为题材及其所塑造的主题瓷塑,就是现在最为普通的瓷塑创意与制作。他以明代出现的“何朝宗瓷塑”为摹本,创作了诸如观音、达摩、弥勒等有关佛教题材的瓷塑造型形象。这种创作既是传统题材的继承与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模仿性制作以获取一定的传统技术及技巧,与进一步解读佛教文化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于一种文化的理解、解释,是由不同阶层的人及其文化水平所决定的,因此,作为一名瓷塑艺人,以具体的瓷塑创作来揭示自己对佛教文化的认识、理解以及运用,是完全必要的。正因为如此,有关佛教美术或佛教工艺美术的创作,才有“众生相”,才具有创作主体意识,才富有工艺美术的个性特色。德化白瓷瓷塑,即德化窑瓷塑是以明代何朝宗为代表所形成的一种陶瓷造型风格,具有整体、敦厚之感,它在整体形象上辅以衣纹装饰,线条柔婉流畅,表面光洁滋润,形象圆润饱满,人物造型神情凝滞,属于典型的程式化的工艺美术范畴。作为工艺美术制作,绝大多数人从这样的模式化学习中获得必要的技术、技法,获得造型规范。
赖礼同以临摹和创造相结合的手段,从传统瓷塑中汲取造型要素,以塑造自我表现的形式和内容。例如,如来、立莲滴水观音、坐莲观音、祥云观音、靠书观音、披坐观音、坐岩观音、送子观音、如意观音、提书观音、自在观音,以及达摩东渡等,均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加以发挥。在另外一个佛教形象的创作中,塑造了一个欢乐人生的形象,赖礼同所谓的“大腹大量”即为弥勒佛的形象。他用系列作品表现了弥勒佛给人所带来的福音,即《福在眼前》。阐释了佛教教义及其文化语义,解读了塑造佛教人物形象的目的和宗旨,旨在阅读佛教文化的精髓,谙熟佛教人物造型的特征,更多的是理解与习得德化窑瓷塑的技术基础。其后,就是对人物形象表情的塑造与细微刻画。例如,在以弥勒为题材的主题塑造中,有一尊是为《其乐无穷》,弥勒右手托如意,笑口常开,表现出无尽的乐意。在中国传统人物造型审美中,讲求的“传神写照”,就是按照人物的行为特征来进行必要的塑造,以达到表现人物音容笑貌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并表现得淋漓尽致,赖礼同不仅在塑造弥勒佛形象上刻苦钻研,而且还将创作视觉传入到神仙题材中,以寻求更好的形象表现内容,于是,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恰当的造型形象,即“寿星”。寿星是神话故事中的一个造型形象,源自于天文学中的一颗星宿,即“南斗星”。在一些文学小说中,南斗星被称为“南极仙翁”。此形象以寿星著称,意在他长寿无比,俗话说,寿比南山不老翁,就是用“南极仙翁”来比喻人寿终南山之意。顾名思义,南极仙翁之所以寿比南山,就是因为有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总之,赖礼同从传统造型因素中汲取营养,逐渐积累了造型的技术基础,并提高了瓷塑创意的技术水平。
第五,以一个主题表现来彰显个人的创作倾向,预示着个人风格的崭露头角,这不仅是文化创造的需要,也是个人在社会文化运作中价值的体现。个性化风格的形成,是当今陶瓷工艺美术发展的方向。
有目的地进行文化创造,最大的社会经济文化效应,就是在节省各种物质消耗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和物力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智慧及其创造力的具体反映。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工艺美术是具有民族共性的一种造物形式,具有概念化、程式化的特征,它以生活实用为目的展开“批量化”生产,面向广大消费者。同时,工艺美术具有材料与工艺、技术与创造、实用与审美紧密结合的特征。然而,随着时代文化及其人们对生活追求不断提高的需要,工艺美术愈加彰显着一个新兴的发展方向,逐渐从共性中发展成为反映个性审美及其情趣的文化创意。
德化白瓷瓷塑原本就侧重精神生活,即它以反映佛教、道教,以及神话故事等内容及其精神为主,当然,这种工艺美术反映的并非创造者的精神信仰,而是以大众信仰为导向的生产与制作。直到现在,德化白瓷瓷塑所反映的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多彩,并且日益展现着创作者的创意,它以一定的消费市场为导向,集中生产一种内容的工艺美术制品。例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工艺美术界兴起以领袖人物为题材的工艺美术创作与生产运动。此时,德化瓷塑所反映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围绕毛泽东主席的形象进行大规模的工艺美术创作。作为一种造型形式,20世纪的领袖形象不仅成为今天的摹本,而且成为一个历史文化题材的创造。赖礼同就这个主题的创作是颇具个人风格的。从当年的领袖形象塑造看,此时此景,人们将毛泽东推上神坛,在形象塑造上处处以神人甚至圣人高度考虑,“神采奕奕”“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等,正如民歌《东方红》所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经过如此渲染,事实上,当年,毛泽东作为工艺美术题材之一,已经被程式化、概念化、模式化,人们尽管依照一种特定的、神的形象来加以塑造。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状况的变化,中共中央在拨乱反正中逐渐正确认识领袖的作用与正确评价领袖的形象。于是,毛泽东从神坛走下,逐渐成为一位历史人物,乃至成为一位普通的历史人物。因此,作为工艺美术题材,毛泽东形象的塑造,既要符合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又要符合普通人的特征。这就是说,过去对于毛泽东形象的塑造趋向于“神化”,而现在需要拨乱反正。于是,赖礼同在过去造型的基础上加大创意力度,主要采用写实性来塑造毛泽东的神态,既有平常人的形象,又有领袖人物形象的神采。为了更好地展示领袖情怀,他加以主题刻画及塑造,例如,工艺美术瓷塑作品《毛主席去安源》,截取了造型形象历史活动的一个瞬间,并以历史记录的形式刻画出来。再如,瓷塑作品《挥手主席像》也是毛泽东经常性的一个动作,在中国革命史的记录中,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挥手,但所有的“挥手”均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含义。就是这样的创作,用一个鲜为人知的主题来展现个人的创作风格,预示着个人对社会文化的解读。个性化风格的形成及其在文化创造中的不断涌现,是当今文化发展的主流,也是重要特色,这从各个方面都预示着未来陶瓷工艺美术发展的方向。
综上所述,在德化窑陶瓷文化发展过程中,从传统瓷塑文化中摄取各种文化元素,为现代瓷塑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不论是从造型上看,还是从文化内涵上看,均是旨在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工艺美术风格的新天地,赖礼同在坚持不懈地走着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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