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化陶瓷工艺美术：张良达瓷塑展示高品质书香文化

社会是一个大染缸，也是个万花筒，它既可以将一个朴素的人染成五颜六色，而使之迷茫他人的视界，乃至令人难以捉摸，同时，社会也是展示每个人行为、品性以及操守的舞台。事实上，具有良好操守的人，就如同这样一句话：出污泥而不染。

随着文化的发展与社会需要的不断增加，儒家教育固有的规范在社会文化运作中逐渐被打破，它逐渐渗透到社会文化教育的各个领域，并影响乃至促进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原本发端于社会政治阶层的儒家文化逐渐走向家庭，乃至社会生产领域。儒家文化在教育约束人生活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工艺性十分显著的陶瓷生产领域，儒家文化也展示了自己的文化魅力，主要是显示了它的教育方式及其思想表现。一方面，儒家文化产生于“家天下”的社会环境中，自然是为家天下服务的文化，因此，在教育表现上，集中反映了私有教育的目的、动机以及表现形式，甚至文化的精神实质；另一方面，儒家文化教育的精神内涵，也集中反映在它以“仁”方式为教育理念，并达到“和”的终极目的。因此，儒家教育思想具有普教的文化价值，这是儒家文化教育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并得到开拓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陶瓷文化的传承看来，在一定时空限度内，它主要以世代相袭的方式在生产领域中一代接一代地继承。实际上，这也是儒家教育在陶瓷生产领域中的表现。在小农经济社会，人们将一种陶瓷生产技术保持在一家一族的范围之内进行传播，从根本上保持着家庭手工业与家庭农业相结合的经济文化运作模式。而围绕儒家教育规范的陶瓷文化生活，也是一种以家庭教育文化生活为背景的文化传播。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传播中，长期保持着这种文化教育方式。以此为主旋律的陶瓷文化传承，可以说，是儒家文化教育的一个缩影。

在中国历史上，陶瓷文化的主旋律，是围绕陶瓷生产、经营及其利用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传播的运作规律，它构成的文化内容可谓蔚为大观。

陶瓷文化丰富多彩，陶瓷世界精彩纷呈。陶瓷生产与利用所形成的文化囊括了人类文化的万象，既有人类征服自然与改造自身的动人故事，又有相互帮助和共同进步的优美赞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发生聚变之后所出现的文化发展趋势：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仕轻工”的思想意识逐渐为文化发展的客观事实所冲击而渐趋衰落；另一方面，陶瓷文化的文化内涵及其被崇尚的格调在逐渐上升。换句话说，随着陶瓷生产的发展及其文化的进步，在陶瓷生产领域彻底打破了门楣偏见，吸纳了地位高低不等的人才，为陶瓷文化的广容一并做出积极有益的贡献。例如，19世纪末期，在德化窑陶瓷生产发展中，与逐渐成熟的工场手工业的陶瓷生产中，成长起来的“蕴玉瓷庄”，成为反映陶瓷文化传承的典型的运作形式。瓷庄庄主苏学金将陶瓷传播的文化范围扩大，主要是技术传承对象的扩大，即他以技术传授的方式，将瓷塑技艺传授给徒弟，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家天下”的陶瓷文化传承方式，也在实质上冲破了儒家教育思想的束缚，或者说，它丰富了儒家教育的内容和文化内涵。正是这样，陶瓷文化的传播在德化窑更加广泛地传播开来，这不仅促进了陶瓷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陶瓷文化内涵的进一步丰富，这种文化的丰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广泛起来。随后，在德化窑，逐渐兴起了两个途径的陶瓷文化传承，一是在家族内部进行继承与延续，二是通过异姓徒弟的收授，使它得到广泛传播。这种陶瓷文化的传承对文化的影响，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从根本上扩大了陶瓷文化发展的基础。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时代，中华民族经历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洗礼，结束了近五年之久的内战，实现了伟大民族复兴的一步。在新社会建设与和平发展初期，国内因为政策调整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经济文化事业逐渐发展与繁荣起来，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文化综合实力上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社会剧变，每个人都在变化，甚至脱胎换骨。如同千千万万人一样，张良达就是其中一员，是有力的见证者之一，也是成千上万的积极参与者之一。从个人生平及其经历看，张良达是历经两个世纪、三个时代的瓷塑艺人，他不仅见证了中国境内现代社会的文化剧变，也见证及参与了德化陶瓷文化的变迁，尤其见证了德化陶瓷文化环境的发展。

张良达，1924年农历11月15日出生于福建省德化县城关丁溪村一个书香家庭。祖父和父亲均是德化县的教书先生，其父张尔渡（1886—1939年），字忠江，德化县师范讲习所毕业，曾任湖前陪德小学校长，执教终生。这对于张达良来说，是一个天赐的优越的文化生活环境。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生就是这样的不可捉摸。正当张良达沿着父辈为自己设计的人生之路，并企望顺风而行之时，接踵而至的家庭变故，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张达良7岁入培德小学，后转浔中中心小学。正当张良达踌躇满志地求学上进的时候，15岁丧父，次年丧母，小学毕业后即辍学，寄居二姐张信家中。虽然有亲人眷顾，但是，这也不能改变他的人生轨迹了。为此，少年的张良达不得不过早地步入“社会大学”。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绿成荫。”由于家庭的变故，张良达未能在求学的路上继续坚持下来，小学毕业后，张良达便进入其二姐夫温堆登主办的“万源瓷庄”做帮工和学徒。“万源瓷庄”是属于近代中国工场手工业性质的陶瓷生产与经营作坊，它是以“陶瓷世家”理念为基础运行的，在作坊中帮工即是学徒，学徒也是帮工。当然，鉴于张良达与温堆登的特殊关系，张良达在“万源瓷庄”，不会像其他帮工学徒一样。事实上，温堆登对张良达既以一个亲属的身份尽到了抚养职责，又以一个师傅的身份尽到了传授技艺的职责。就是这样，张良达不仅在“万源瓷庄”得以安身立命，而且，在温堆登师傅的精心教育与培养下习得一手过硬的瓷塑技术。从对陶瓷材料的了解、熟悉，到谙熟其工艺性能，从介入泥料到熟知泥性，从感知到感悟，这样的认知过程必须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得以实现。张良达就是在生产实践中逐渐习得并消化的，然而，对于瓷塑造型能力的日益进步却离不开千锤百炼，如果不经过勤奋好学这样的反复的实践，那断然不会掌握高超的技艺。正因为张良达开始步入瓷塑生涯就积极在实践中学习探索，故此，生产实践经验的日积月累成为他成功的良师益友。另外，更重要的是将他引上瓷塑之路的瓷塑艺人温堆登给予他极大的帮助，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瓷塑技术的传授上，温堆登均给予求知若渴的张良达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帮助。

张良达的二姐夫温堆登，师出德化著名瓷塑艺人许友义门下，是许友义的四大高徒（苏勤明、温堆登、许文君、陈其泰）之一。张良达进入“社会大学”的第一站，就是进入温堆登所开办的“万源瓷庄”参加学习实践，与此同时，并拜温堆登为师，学习瓷塑。尽管人们倍加推崇“名师出高徒”，然而，个人的后天努力还是至关重要的。在张良达与温堆登之间既有亲属关系，又有师徒关系，这是很好的成才背景。尽管如此，在瓷塑造诣上的高下是不讲亲属关系的，假如自身没有很好的人品潜质，以及将自身的智慧与后天努力结合起来，便没有斯人的瓷塑天地。

然而，生不逢时也可以用在张良达及其同时代人的身上，正处在中国社会动荡不堪的当口，张良达既无可奈何，又要顺其自然。瓷业凋零便回乡务农，瓷业发展便归来做瓷，这种亦农亦瓷的生业之路看似合情合理，实际上是时代造化给人的无奈。1956年，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德化县也成立了属于国营性质的陶瓷公司。正值此时，德化瓷厂扩大瓷塑生产而向社会广招人才，张良达被聘入厂，半年后，经考核以4级技工参加工作，他倍加珍惜这一重抄旧艺的机会。至此，张良达倾其身心地走上了一条陶瓷工艺美术生产与创作之路。

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文化结构与社会生产及其文化运作是极其不协调的。当时，尽管在中国社会建立了大规模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但是，劳动者的素质包括个人素养、生产意识等文化素养仍然是小农经济或商品经济的文化底蕴，这与社会化大生产是极不协调的。为此，在全国范围内，对劳动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培训，或文化学习，或技术培训，或专业学习等，这些培训有的是在岗学习，有的是离岗深造。这些培训与学习是为了使劳动者尽快适应大工业生产的需要，至于将千千万万的人培养成具有现代工业化意识的人，那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社会性任务。中国社会对劳动者素质培养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表明执行着生产力巨大跨越的一个民族的坚忍不拔性及其追赶世界工业民族的精神。张良达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它需要造就一支由农民组成的现代工业化的劳动大军；它需要造就一支由工农商学兵构成的科技队伍；它需要一支敢于创新与突破的文化队伍，来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就是这样，张良达被裹挟在这样的队伍中间，去学习、去深造，例如，1958年冬，张良达被选送到福建省工艺美术进修班进修半年；“1959年11月，与当时新建瓷厂的（后来的德化第二瓷厂）郭光印、集联瓷厂的（后并入德化第二瓷厂）蔡厦曲被选送北京参观全国工艺美术展览，并与参观团先后参观山西太原晋祠的仕女泥塑、江苏苏州罗汉堂五百罗汉群雕及济公巨型塑像，后集中于上海讨论。”^[1]实际上，这是一次重要的学习与研讨会，它不仅开拓了人的视野，也增长了人的见识，更重要的是拓宽了创造的空间。这是20世纪中国社会高级技术人员成才的途径之一，他们是在生产实践中偶得一次难能可贵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多次出现，也不会对所有的人出现。就是这样的可贵性造就了20世纪若干个特定历史时期中国高级技术人才的专业能力的提升，使他们成为国家建设的应急人才。

学习结束后，张良达立即就成为德化国营第一瓷厂雕塑部门的一名技术骨干了。“其后（指1958年和1959年的两次学习后）回厂，任生产作业组组长，既担负生产任务，又负责组里生产管理、技术指导与学徒的岗位培训。”^[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尤其对为师者更加适合。也正是为师者积极探索与努力学习之后，携带着丰富的知识与精湛的技术，才能“施于人”。张良达继承了祖上的优良为师传统，在陶瓷文化教育，即陶瓷瓷塑技术传承上从事耕耘，并独步在德化陶瓷文化教育领域，这正是：书香耕耘亦真情。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可是，对于一个饱学之士，或身怀高超技艺的人才，仅有的就是“夕阳无限好”，黄昏才是第二春。1984年春天，离休后的张良达先受聘于江西省黎川县社办厂作雕塑技术指导，后接受福建省德化县浔中镇良太村瓷厂邀请，到该厂作为技术指导，随即从事授艺培训；1986年2月，在家中为慕名而来者开办瓷塑培训班，传艺于郑开明、曾昭固、孙义泥等人；1986年5月至2003年，受邀并执鞭于德化县劳动服务公司，开办的青年陶瓷雕塑创作培训班传授陶瓷雕塑技艺，先后培养四期学员，达100多人，其中，李水块、曾华良、刘松青等人均活跃在德化瓷塑界。在陶瓷文化传承方面，张良达秉承家庭美德，在传授陶瓷技艺的过程中，一方面是收徒传艺与参加培训班的实践教学；另一方面，就是以“陶瓷世家”的方式进行陶瓷文化传承。在“家学”延续上，张良达首先将瓷塑造型技术传授给自己的女儿张淑娟，培养女儿成为德化第一瓷厂试制组设计人员。对于一个没有经过现代学院派造型专业学习的人而言，掌握雕塑造型技术，仅仅从传统文化意义上来加以理解、领悟，并掌握其精髓，短时间内达到很大的进步，是十分不容易的。由于传统瓷塑是在长期实践过程中，通过大量实践来体验与领悟其精髓的，是在师傅的身教言传中习得的。而张淑娟本人并非专业出身，仅仅靠父亲在家中的点拨，以及其自己以温习式的学习方式，逐渐掌握瓷塑制作技术的。女儿的成功，不仅是她自身不懈努力与刻苦钻研的结果，也凝聚了张良达辛勤教育与培养的汗水。这进一步说明传统儒家教育的重要意义，家学渊博。书香耕耘亦真情，人们就是靠着亲情关系世世代代将传统文化精髓延续下来的。张良达不仅将自己的技艺传授给女儿，也将之传授给自己的孙辈。他着力将德化传统瓷塑技艺传给自己的孙子张奕军、张奕辉兄弟二人，尤其将纯粹手工制作瓷塑的技术传给孙子并使他们将这一技术延续下来，这着实成为德化陶瓷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之一，对继承与发展德化窑陶瓷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www.xing528.com)

由此看来，没有进过师范学校的张良达仍然不失家传风范，在陶瓷文化传播，尤其是在瓷塑技术的传承上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当然，这与张良达的个人经历及其谦逊的性格和个人情操是密不可分的。张良达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西方现代学校教育交错并行之际，复杂多变的教育思想与混杂的教育形式叠加在这位瓷塑艺人身上，更主要的是“陶瓷世家”的教育思想影响着他，促使他将平生所学传授给后人。众所周知，在德化窑陶瓷文化传承中，陶瓷世家对于陶瓷文化的教育与传播是功不可没的。

在陶瓷世家对陶瓷文化，尤其是对陶瓷技术的传承中，最为重要的是人文主义文化理念的教育传承，它集中反映了“欲学艺，先做人”的理念，可以说，对于一个学徒道德品质的培养要比技术的培养难得多。对于一个人思想品德及其情操的培养，中国儒家文化思想与“家天下”的文化传承起着核心理念的作用和意义。在事实上，人们往往看到的是在家族内部为了个人利益的尔虞我诈，甚至血雨腥风，但是，没有看到受过良好教育者的谦让、祥和、慈悲、怜悯，以及充满普爱精神，这样的人深知对他人的爱胜过自己，对社会的爱就是回报社会，惠及众生。前者之所以尔虞我诈和血雨腥风，就是一群贪婪成性之人，为了谋取一己之私，不惜他人和自己殒命，假如说他们是儒家思想的识得者，还不如说，是他们亵渎了儒家文化的尊严，亵渎儒家文化的精神。相反，后者才是儒家文化的习得者与文化精神的传播者。因此，从社会发展与文化进步的总趋势看，人文主义文化是其主流和主旋律。

在德化窑陶瓷文化继承与传播中，不免处处可见儒家文化现象的随着时间变化而灵动涌现的动人场景：人们背负着对祖上的尊敬之情，对师傅的敬意之情来传播陶瓷文化以之惠及他人，——这远比固守着一家之私要高明得多。张良达是一位深受其利的瓷塑艺人，因此，他深知感恩他人，回报社会的责任，这可以从张良达个人的阅历中找到一份满意的答案。

他就是这样一位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以他的辛勤工作与默默奉献为人生乐趣的。这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是他在瓷塑技艺上的进退自如，“张良达在职期间，因正常生产任务繁重，少有时间进行创作设计。退休后，他的艺术生涯显现出了‘夕阳无限好’的第二个黄金时期，集中精力创作设计与传艺授徒”。^[3]由此可知，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张良达没有凭借自己的技术赚钱盈利，而是安心于创作作品与传授文化，这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二是他在个人爱好上的执着追求。实际上，他的个人爱好与他因遗传而具有的基因关系紧密：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张良达不免携带着教书育人的基因，但是，阴差阳错地没有使他成为一名教师，反而成了一名瓷塑艺人。早年，张良达为了生计忙碌于认真学艺与积极投身于工作，人们所推崇他的，是“（他）对艺术要求认真，工艺精致”^[4]。为了给生产做贡献，他也在业余时间创作了立莲观音、童子拜观音、坐石观音等佛教题材的瓷塑，但是，对自己没有形成任何的经济效应。随后，不论是瓷厂的生产，还是参与其他的创作活动，均不能体现其个人意愿。换言之，就是张良达瓷塑活动没有脱离开德化陶瓷生产的大环境影响。

“时世造英雄”，还是一个时代的到来赐予张良达展示自我的机会。不论是改革开放所形成的文化大环境赐予的机遇，还是因自己退休迎来的机遇，最终还是将这样的自由降落在张良达身上了。1986年，也就是在张良达退休后的整整第四个年头里，他奋然创作了“渡海、披坐、坐莲、多手、脱手、龙舟善财童子等各款式观音与弥勒、达摩、罗汉以及八仙过海等瓷塑作品。”^[5]随后，他还尽心创作了属于自己个性的“关公立像、毛泽东胸像、仿何达摩、四美舟观音、坐莲滴水观音、哪吒闹海、戏虎罗汉、何仙姑、田螺女等多种瓷塑作品及双耳浮雕花瓶、梅花杯、小香炉等陈设瓷作品。”^[6]在张良达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先师的风范，一种技术的遗传是无法用任何创新替代的，这是属于陶瓷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儒家文化有关评价一个人美德和节操的时候，人们往往结合文化审美并将思想品德审美的表现与人们的行为及其结果联系起来，以达到评价一个道德和节操，乃至描绘一个人形象的目的，人们如此描绘一个人的品行，乃至揭示一个人的操守。另外，就创作主体而言，就是“字如其人”“画如其人”。从张良达的瓷塑作品中，看到的是形象的自然、委婉，但是，听到的是江海波涛，这就是所谓的“静中涌动”之感。

然而，此时最大的活动，也是最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协助艺术瓷厂的经营管理及兼工艺技术指导工作，其中，从1989年到1999年，张良达服务于美明陶瓷厂，作为该厂的技术顾问及艺术总监。显然，他已经坐在顾问的位置上思考经营管理及技术革新了，然而，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权威就沾沾自喜，而是精心指导生产与管理，并在闲暇之余，言传身教后人，尽力将自己的平生所学传给后人，并鼓励后人创造。他毫无保留地将陶瓷文化的点滴传给了后人，这是一个心系文化传承者的嗜好，也是他的社会责任。张良达始终坚持着作为儒家文化思想传播的主阵地，为儒家文化及其思想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做出积极有益的贡献。

1994年，已经是70岁高龄的张良达，仍然在为了德化瓷塑的发展及其陶瓷文化的传播坚守着自己的阵地，他欣然受聘于德化县关心下一代协会，并为学员瓷塑培训授课。这就是张良达，一个默默无闻的瓷塑艺人。下边是他所获得的仅有的几次荣誉：1980年，瓷塑作品《田螺姑娘》在省轻工业厅举办的工艺美术展评会获得陶瓷优秀作品奖；1988年，瓷塑作品《滴水观音》和《哪吒闹海》参加县举办的“老有所为”作品展获纪念奖；1989年，瓷塑作品《童子拜观音》获得县举办的国庆四十周年新产品展三等奖。另外，尤其不能忘记的，还有在那个阶级斗争与生产实践如火如荼的年代里，每个先进人物及其事迹都是真实可靠的：1959年12月，张良达被选为参加省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代表；1962年2月，张良达被省轻工业厅、文化厅授予“陶瓷行业艺人”的荣誉称号；1961年4月，张良达被选为省先进生产者。直到1989年11月，张良达被德化县人民政府授予“陶瓷工艺美术专家”荣誉称号。这些荣誉，可以说，是放在瓷塑艺人头上的光环，但是，这与富有传统文化精神的人，及其做人与从艺的品格对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德化陶瓷界，张良达的默默耕耘就是从勤学苦练瓷塑技术开始的，并随着自身人生经历的发展愈加造就了他坚毅的性格与科学严谨的精神，尤其表现在德化传统陶瓷文化继承和发展中所做的技术及其精神的传播，他不仅将陶瓷生产制作的技术及技巧传输下来，而且，还将陶瓷文化中所蕴含的人文主义美德延续下来。他以“温、良、恭、俭、让”为标准对待人和事，并达到一种普爱。张良达温文尔雅，不论对人，还是对事，均能泰然处之，以诚相待；他总是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乃至邻里，在别人有困惑的时候，他总会伸出援助之手；他谦恭温和，或是长辈，或是晚辈，都对他亲近，总喜欢与他交往，他这种平易近人的性格与处事方式，不仅自己得到了人生的益处，同时，也给别人以快慰；张良达生活俭朴，对自己的生活总是平平淡淡的，在生活上，他仅有的爱好，就是吃一点儿骨头汤以加强身体的需要，因此，已到古稀之年的他，仍然身体硬朗，看到老人鹤发童颜的形貌，真为他的长期坚持感到钦佩；“让”可能是张良达性格中最具有闪光之处的内涵。人们往往将这种人生风格看作是软弱的表现，实则不然。“让”具有谦让、礼让之意，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态度、精神、风格，乃至品行，是一种社会美德。他以这样的一种人生美德立足社会，不仅自己高瞻远瞩，而且还感化着与他接近的每一个人，人们可以从他的身上体验一种极其平淡的人生，一种持之以恒的坚持精神，一种朴实人生。

其实，张良达在生活与工作上的表现，以及对待他人、对待自身生活的态度，均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反映，一种在社会文化运作中持久影响中国人的品质及精神，充分反映了“仁”的生活哲理；反映了以“和”为至尊至贵的民族文化精神，一种人与人相互交往的美德；反映了儒家文化逐渐发展并深入社会文化各个层面，乃至深入大众平凡生活的现实。在德化陶瓷工艺美术领域，渗透着技术与生活紧密相关的关系，渗透着个人工艺美术创作所有行为与文化审美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囊括了儒家的思想灵魂。它持久体现着一种常规化的行为，真正蕴含的是一个人善的一面，它以一种极其平凡的心理与外在表现，来展示着一个属于儒雅的形象，而这样的形象及其行为无时不在丰富儒家文化的精神，并展现其实质：文化，主要是人生哲学的精神被坚持不懈的人们保持下来，并成为一种美德。张良达出生在书香门第，从幼年到老年，能够改变他的是人在自然规律下的发展历程，并随着时间推移中日益增加的皱纹，而永远改变不了的是他对待人生的处事态度，尤其是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美好人生境界。

2014年元月，已经九十高龄的张良达，依旧以一颗平常之心，坚持自己料理生活，很少给子女及孙辈增添任何不必要的麻烦，甚至，仍以闲情逸致的心情，坚持指导孙辈的陶瓷生产与制作。就是这样，日虽近黄昏，夕阳无限美。

因此，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论是在风平浪静的环境中，还是在激烈竞争如火如荼的文化运动中，总是有一种静态的文化在社会文化运动中起着积极的作用。这就是富有文化生活哲理的思维及其指导下的文化运作。人们可以在陶瓷文化运行轨迹及其环境中，看到其人其事的运动现象及其规律，还可以品尝这种文化运动的美妙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