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范围内，移民问题是主要的国际性问题之一，有关移民的意义，是极其重要的。移民往往对于本地区的人口而言，被称为客家人，而本地区的人口被认为是土著人。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移民促进了民族融合，引起地区间文化变化与发展动因之一。从文化的视角看，移民所携带的文化称为移民文化，也被称为客家文化。而本地文化就成为通常意义上的土家文化。民族融合是民族文化发展与传播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民族及其发展的途径和方式。历史上，民族融合是随着人口迁徙展开的，一个民族进入另一个民族的居住区域后，便与该地区的民族进行各种文化交融，包括生产、生活以及意识思维等沟通，也包括生产经验的交流，生活习惯与民俗的交融。这样，徐徐拉开了民族融合的序幕。
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一般是由政府组织完成的。例如，“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居山阳，逶迤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1]“南越王尉佗，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2]秦代，移民多是军队兼有服役人员，尤其囚犯为多，尽管如此，移民文化还是在逐渐展开的移民活动中逐渐产生了。
在唐代，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颜氏家族在德化安家落户，并发展陶瓷以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德化这片土地上，窑火一直熊熊燃烧，将泥土变成可以为人生活服务的优质器皿。与之相伴随的也有颜氏移民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辛履历及其在这片土地上亘古未有的创造。当年的颜化綵所勾画的德化南岭窑的未来蓝图及其憧憬，在他后世子孙颜峻高手中变成现实的时候，不知九泉有知的他做如何感慨？而现今颜氏后人在陶瓷文化所取得的成果，确实对其先人是莫大的慰藉。
移民往往成为迁入地的拓荒者，成为迁入地文明创造的主体，成为传播文明的使者。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移民带来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传播起到了重大作用，对文明创造具有巨大的贡献。唐代以来，河南境内的居民大规模地迁出并到江南各地定居，其中，以颜正卿后人为代表的颜氏一族有组织地向外地迁徙，并在迁入地创业，写下了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动人故事。
这里，就颜氏在福建德化为该地陶瓷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以叙述并简评。
随着中原王朝在社会生产上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以中央集权政治为核心的强势政治，以及由此产生的军事强势扩张所引发的兼并思想意识在极度膨胀，因之引发的战争不断升级，将周边民族熔融到中原文化的大家庭中。在屡次的战争中，只要战胜了少数民族政权，或征服了周边的土著居民，就会接踵而至地发生血腥的屠杀。为了弥补因杀戮而缺少的人口，中原王朝政权均会迁徙人口密集地区的人口到四方戍边。这样，中原地区的移民自然就产生了。在封建历史上，由于小农经济的需要，历代封建王朝均需要以武力来夺取土地及其人口，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开疆拓土。
历史上地处东南沿海地区的福建、浙江、广东等区域便成了中原王朝移民的主要地区之一。在闽南地区从德化三班泗滨村颜氏族谱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泗滨颜氏族谱》载，始祖颜芳，原籍河南温县，于唐元和十年（815年）移居德化泗滨”[3]；“颜化綵（864—933年）讳纹，德化县前身归德场归义乡山亭里（今德化县三班镇泗滨村）人。瓷都德化有史记载最早的陶瓷烧制工艺研究家，第一部陶瓷专著《陶业法》作者，历史著名瓷村泗滨梅岭（今南岭）窑场始建设计师。”[4]颜化綵，唐咸通五年（864年）七月初三，出生于德化三班泗滨，祖父颜芳（787—860年），由河南温县迁徙入闽，辗转来到归德场归义乡山亭里。“唐代德化制瓷业已甚兴盛。至晚唐时期，制瓷工艺已有相当水平。三班泗滨在颜氏未迁入定居之前，当地先民早已从事陶瓷烧制。（颜）化綵叔父、归德场场长颜仁郁曾在诗咏中生动描绘当时泗滨等地农业、瓷业的兴旺景象：‘村南村北春雨晴，东家西家地碓声；麦黄正满绿针密，稻黄无际红云平。’”[5]这说明在当时人们较为赞赏诗作，与大唐文化的时代背景相吻合。例如，唐人对越窑瓷器的歌咏：“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陆龟蒙）；“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孟郊），等等。这是唐代诗人崇尚陶瓷，并与茶饮文化结下渊源的真挚写照。
此外，还有“唐代，美湖洋田村上田墓林建窑生产瓷器。唐末，泗滨村民于上寮等地建窑场生产陶瓷。德化三班颜化 所编著《陶业法》与其绘制《梅岭图》”[6]，是中国陶瓷史上较早的有关陶瓷生产与制作的理论论著，其中，《梅岭图》是有关在梅岭建构陶瓷窑场的设计图纸，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人丁和财力不足，而未能如其所愿，仅仅保留在一种设想的蓝图范围内。随着德化窑陶瓷文化的发展，主要是经济的发展与颜氏一族人丁的兴旺，这种愿望最后终于变成了现实。也就是说，长期以来，颜氏后人并没有忘记实现祖辈愿望的责任。在以后经过长时期的努力，直到500余年之后的明代，颜氏第十六代后人颜俊高（1425—1485年）终于能够聚集资金并发动族人，在梅岭建立起烧制陶瓷的窑场。由此可见，中国陶瓷发展，在任何地区均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艰苦的奋斗过程，也可以说，陶瓷文明的辉煌是由中华民族历代人在广泛的局部区域内经过历练出来的明珠。
总之，德化三班泗滨是德化陶瓷生产的发祥地之一，也是闽南山区移民文化在封建小农经济时代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它从唐代开始由迁徙而来的“客家”人发展起来，尤其颜氏家族有着突出贡献。
作为移民的颜氏及其后人与其他姓氏一并均在这块土地上繁衍与发展，不论从事农业生产，还是从事商业运作，乃至陶瓷制作，他们均秉承了中原文化之衣钵，并结合当地文化进而形成颇具特色的客家文化。当然，从现代文化意义上看来，德化陶瓷产区的客家文化，是海陆文化交汇形成的典型的陶瓷文化类型。
从德化陶瓷史看来，从唐代开始，历代均不乏颜氏后人生产或经销陶瓷，他们为德化陶瓷的发展及陶瓷文化的积累做出积极贡献。继唐代颜化綵以来，明代颜峻高（1425—1485年），将先辈颜化綵的《梅岭图》变成现实，那就是颜峻高会同族人经过艰苦奋斗终于在梅岭兴建窑场并烧制陶瓷，这就是后来的梅岭窑场，窑场的发展与延续为三班陶瓷发展做了技术积累。生活于清朝末期民国初期的颜晴川（1874—1920年），是当时德化窑较为有名的陶瓷产品经销者，他将陶瓷产品推销到台湾及东南亚地区，为德化陶瓷文化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与颜晴川一样，民国初期的颜孝洙（1899—1948年）生于世代从事陶瓷生产的家庭，在陶瓷生产与经营上做出应有的努力，并取得很大成就，尤其他将白瓷制品经过粉饰后再营销到市场，为改变德化白瓷色泽单一化状况做了最初的尝试。就是这样，颜氏移民从唐代开始，为德化陶瓷生产及其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的重要贡献。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由唐代入闽徙归德场的颜氏，在德化三班四滨安居乐业，经营陶瓷业以为生计，历代延续至今。
清代前期（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德化三班四滨成为生产青花瓷器并出口的基地之一，而颜佐成为首屈一指的陶瓷生产经营者之一，他生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卒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自幼随父制作陶瓷，于岭南窑场建立陶瓷作坊，生产碗、盘、杯、碟、壶等日用陶瓷器物。有关颜佐经营陶瓷的事迹，《龙浔颜氏族谱》有载，是说颜佐“生平好善乐施，视师如父”；又言：“诸子入雍游泮，名籍一时。”另外，根据郭其南先生考证，清乾隆时期，在德化三班四滨曾出现一位名叫颜明远的陶瓷装饰艺人。郭其南在《瓷都群星——德化瓷坛古今百家》中记述：“清乾隆二十六年农历六月二十二日，颜明远出生于古瓷都德化著名瓷村四滨一较优裕家庭。祖父颜英绳、父颜廷奏均为太学生。明远自幼聪敏，勤奋好学，天赋艺术情性与才华。长成后，科名未第，专门志绘画书法，研习陶瓷装饰艺术，从事瓷饰画面创作。”就是这样，颜氏一族不乏科举世子，更不乏落第者的勤勉精神。(www.xing528.com)
陶瓷历史的书写，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它沿着陶瓷文化发展的规律延续不绝，也沿着人们发展文化的需要而继承与创新。
继清代大量生产青花瓷器以供出口贸易之后，以绘制装饰瓷器为源流的德化陶瓷生产就没有停息过。
清代末期与民国初期，德化陶瓷生产因自身工艺发展与外来商品生产需求的影响，发生着重大变化。从釉下青花彩绘到釉上五彩的发展，不仅将白瓷装饰进一步丰富起来，也将德化陶瓷的制作工艺技术和审美价值提高到历史的新高度。在中国陶瓷史上，元代以来，由于青花装饰的大发展，采用彩绘方法装饰陶瓷日趋成为时代主流，而过去的刻、印、划，以及雕琢等成为辅助性装饰方法。
由于受到陶瓷装饰主流倾向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到商品经济的影响，德化窑陶瓷装饰也在悄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清代前期开始，由于大量青花瓷器输出海外，德化窑开始大量生产青花瓷器。于是，以瓷塑为主的陶瓷生产退居次要地位。“德化瓷器的青花装饰，明正德十四年（1519）就已采用，蓝中带黑，多花草，技法简练，朴实粗放。清代青花蓝中带紫或带青，描绘精细，浓淡分明。民国青花，色调浅淡，画法简朴，或人物山水，或荷竹花草。”[7]随着陶瓷生产技术的进步，清代德化窑在文化交流中采用五彩装饰瓷器的技术发展成熟。“德化窑的彩绘瓷有的以红彩为主，加以青花和绿彩，有的则只有红彩勾轮廓线。”[8]总之，在陶瓷生产过程中，彩绘瓷器逐渐在德化发展起来，从根本上改变了德化白瓷单一装饰的发展局面。
就这样，历史不断翻新，德化窑陶瓷文化创造主体在一代代沿袭，后人接过前人的旗帜，在高擎前行的时候，总是有所创造，有所更新，——创造与更新是人类文化内容及其文化内涵更加丰富的必要手段。尽管现在德化陶瓷生产早已不是一家一姓所左右，但是，颜氏后人仍然在秉承祖上的事业，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来继承与创造。现今，颜氏一族仍然不失先人风范，为德化陶瓷生产的发展与文化的传播，做着积极的努力，从生产制作到商品影响，几乎可以看到颜氏族人的身影。
是时，正值德化现代陶瓷生产与经销走向另一个低谷的山岔路口的时候，也就是德化陶瓷文化产业面临着重大转型的时候——此时，是继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德化陶瓷因为发展外贸陶瓷生产而迅速发展，且因世界文化经济变化而式微的当口，发轫于唐代的三班镇颜氏抓住这个时机，以生产与营销内销瓷为主要营销模式，并将发展目标锁定在陶瓷文化上。他们以日用陶瓷生产为目标，尤其在陶瓷与茶饮文化方面开拓进取，以适合市场需要为导向，成为茶具生产的“大户”。
重要原因在于，中国传统茶文化再度兴起并形成火热的局面，即饮茶、饮名茶成为时尚潮流，诸如浙江龙井、黄山毛尖、闽南铁观音、武夷山大红袍、云南普洱，乃至新疆、西藏等地的高山植物诸如菊花、雪莲等均成为人们饮用的上品，茶文化的兴起成为不可阻挡之势，这是中国古老茶文化的延伸及其持续发展，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提升，也带来了精神文化生活的大为改善。这种以茶为物质媒介的文化生活，远远超出了传统茶文化的内涵，它以狂热的市场需求与极度的文化炒作而兴起，人们或可以将茶叶炒作成天价，或可以将茶饮炒作成灵丹妙药，甚至与饮茶密切的陶瓷也炒作起来。于是，在这样的文化市场中，个别瓷区的陶瓷生产与营销极度膨胀。众所周知，德化窑与武夷山、安溪等名茶产区紧密相连，自然成为茶文化盛行之地，这为陶瓷生产倾向日用茶具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中国茶源自神农。神农，就是远古三皇之一的炎帝，是中草药、茶叶、谷物的‘发明者’，是传说中的农业神。他能让太阳发光，让天下雨，他教人们播种五谷，又教人们识别各种植物，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历史久远。神农的种种丰功伟绩使他成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开山鼻祖之一。”[9]这尽管是接近于神话传说，但是，由此可见，中国茶文化渊源之久远。能够证明茶文化源流久长的文献，还可以从唐代陆羽的《茶经》中得到进一步说明，“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茶之所以被人们很早就发现并逐渐推崇起来，是因为它有很多功效，其中，最重要的功效，就是“常常饮茶，使人精力充沛，身心舒畅”（引自《神农食经》）。当然，作为饮茶的文化功能还有许许多多，这里不一一而足。就是这样，茶文化逐渐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做大起来，直到唐代，茶文化极度繁荣。“唐朝，具体说是唐代中期以后，在中国茶业和茶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或‘盛于唐’。在唐代，荼去一画，始有茶字；陆羽作经，才出现茶学；茶始收税，才建立茶政；茶始销边，才开始有边的生产和贸易。”[10]当然，茶业与茶文化的发展是无休止境的。因为茶具有丰富的文化功能，因此，茶文化在人们的文化生活内容中不断扩大，并成为一种人类文明生活的展现。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究竟是茶文化促进了陶瓷文化的发展，还是陶瓷文化裹挟着茶文化一并进步，很难甄别出它们是“蛋生鸡”还是“鸡生蛋”？
然而，众所周知，饮茶离不开陶瓷器皿，陶瓷器皿很大一部分是属于日用茶具范畴的。在文化生活，尤其是茶饮文化中，闽粤文化是属于南方饮食文化中“细嚼慢咽”类型的，尤其所谓的“功夫茶”极其鲜明地展示了这种文化特征。于是，这也在特定程度与一定范围内影响到该地区陶瓷生产的发展。历史上，德化窑的陶瓷生产出了十分鲜明地倾向于瓷塑生产制作之外，另一个显著的生产，就是有关“功夫茶”器具的设计、生产及其营销了。因此，可以这样说，陶瓷生产与制作，在文化上所反映的工艺美术文化，茶饮文化在德化窑占据显著地位。
于是，长期以来，人们在开发有关“功夫茶”的饮用器具上颇费思考，并具有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文化价值。由于德化窑白瓷的瓷质优良，似玉之感，与人生活之高雅与豪华相结合，因此，在茶饮文化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文化意义。“福建省德化县的德化窑，明代以生产白瓷为有名。釉色温润如玉，微带牙黄，法人称为‘中国白’。器型有碗、杯、瓶、壶、炉等”。[11]这里特别指出的，从文化传播的意义上说，在该地区涉外文化传播中，不仅传播了陶瓷文化，而且也将茶饮文化传播开来。这既带动了中国传统茶文明进一步扩大，并直接影响到中国及世界有关饮食文化的繁荣，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与茶文化密切相关的陶瓷文化也随之发展，乃至繁荣起来。在传统文明的塑造与传播过程中，中国古老文化之所以为世界各地民族所崇尚，陶瓷与茶的紧密结合而形成的文明之路，是中华文明走出自身与影响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此，德化颜氏后人重操祖上旧业，将陶瓷生产与茶饮文化结合起来，为茶饮文化生产大量的器具。这正是德化颜氏在陶瓷文化上适应新经济时代需要的文化行为。
总之，德化颜氏与陶瓷生产结下不解之缘，自唐代迁徙德化以来，族里旺盛，绵延有序，衍生开来。这正是：千年变幻竞得利，岁月流逝人异非。历代不乏陶瓷腴，呕心沥血谋食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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