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磨一剑：德化陶瓷工艺美术（上册）

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人们可以得到许多教育经验与实践需要技术培训的经验。中国古代不仅重视文化教育，而且也十分重视技术培训。在有关儒家教育思想的主张中，一个人成为社会有用之人的过程中，应该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磨砺过程，才能最终成就一个上等的文化人才。而其他学派在教育上也不乏同样的精神及宗旨。诸如“十年寒窗”这样的格言，它是对在传统文化中从读书到科举考试的成功及第的很好概括；人们说“十年磨一剑”，也是同样的道理。庄子在《庄子》一书中，也对一个人的成长历程做过论述，著名的《庖丁解牛》就是很好的论证。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任何事物的转化，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都需要经过多次反复，或失败的苦涩，或取得星点进步的喜悦，直至成功后的欢乐。“十年磨一剑”，就是为了宝剑“新发于硎”。宝剑的锋利就是宝剑的生命力，事物的创新就如同剑锋的生命力一样。

创新是文化发展的生命力，也是工艺美术发展的生命力。人们借助一定的材料及其相应的工艺技术来表达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并进行不断创造才能给工艺美术以新的生命力。

明代，德化窑白瓷成熟，实际上，就是白瓷材料工艺不断创新的结果。所谓白瓷材料工艺，就是围绕材料的化学组成、材料的配方与制备，材料的可塑性等物理性能，以及利用配制好的材料进行成型、装饰，以及烧成中所具有的工艺方法及其特征，共同构成白瓷材料工艺，也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工艺系统。成熟时期的德化白瓷材料具有自身鲜明的工艺特征，首先，瓷胎致密，透光度极其良好，为唐宋其他地区白瓷所不及。唐宋时期北方白瓷是由氧化铝含量较高的黏土烧制的，黏土中含助溶剂物质较少，因此，瓷胎不够致密，透光度较差。而德化窑白瓷则用氧化硅含量较高的瓷土烧制，瓷土中氧化钾含量高达6%，烧成后玻璃相较多，因而它的瓷胎致密，透光度特别良好。明代德化窑白瓷的这种特征成为中国白瓷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它在瓷质、色泽、肌理等方面的综合指数成为传统白瓷发展在工艺性能上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成为中国传统白瓷发展的里程碑。

其次，明代德化窑白瓷的釉面也相当好，并且胎釉结合良好。明代德化窑的白釉为纯白色，而北方唐宋时期的白瓷釉则白中泛淡黄色，元、明时期景德镇的白瓷却白里微微泛青，与德化白瓷是无法相比的。当然，这不仅与它们所用材料的化学组成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也与它们的烧成气氛有关。从外观上看，德化白瓷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在光照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因此，有“猪油白”“象牙白”之美誉。

再次，是明代德化窑白瓷材料的可塑性比较好，便于成型，尤其在细小形体塑造上所具有的成型特别明显。可以塑造成细如“银发”与薄如纸的造型形象。这种可塑性也是其他窑场的瓷质无法与之匹敌的。

最后，德化白瓷的烧成气氛，是采取中性的烧成气氛。烧成是陶瓷之所以成为陶瓷必需的工艺技术之一，在陶瓷生产制作工艺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也可以说，陶瓷生产过程中，烧成决定着成瓷，决定着成型，决定着瓷质等众多因素的至关重要的一个步骤。人们总会说，陶瓷是泥土与火的结合，陶瓷艺术是泥土与火紧密结合的艺术。因此，离开火的考验，便没有陶瓷及其文化审美。

总之，明代，德化窑白瓷的工艺性与同一时期其他地区的白瓷工艺是不同的。德化窑白瓷的制作工艺及其技术与其他地区窑场的工艺制作及其技术有着鲜明的区别。因为德化窑白瓷材料的化学、物理性能有别于其他地区白瓷的化学、物理性能，所以，在成型制作上也具有独特的个性。

正因为有这样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所以，德化窑白瓷独立成为一个白瓷品种，并以此脱离了南方青白瓷体系。进一步讲，德化窑陶瓷的发展，从明代中后期逐渐走出了自身的文化之路。

简要回顾德化窑白瓷的发展，有助于我们从历史文化的视觉解析它，并利用它为陶瓷文化教育服务。

从唐代（618—907年）德化窑开始分散生产陶瓷以来，直到明代（1368—1644年）白瓷成熟，经历了七八百年的历史。在这段历史时间内，德化窑瓷器生产开始依附于南方青瓷系统，进入宋代以来，又包罗在南方青白瓷系统内，期间，尽管它可以作为一个地方窑场，但是，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窑场体系，其产品的个性特色也不十分鲜明。根据现有的发现，早在南宋时期，德化窑的青白瓷就开始逐渐趋向白瓷，并具有白瓷的一般品质了。

当然，人们从一般意义上认为，明代德化窑白瓷成熟以来，逐渐从其他窑系中独立出来，并成为具有独特个性的白瓷产品品种，这是考古发现的认识过程。目前，从国内外遗留下来的制品看，可以得出相应的结论：德化窑白瓷不可能在一朝就成为质量优良的白瓷品种，它必然具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因此，从唐代到明代中后期，这是一个历经近七八百年的“磨剑”，才走出别人的阴影，其中，德化陶瓷人的艰苦探索及其磨砺，是何等艰巨，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肯定的是，对于整个地区陶瓷发展而言，它是一代又一代瓷工探索、失败，再探索、再失败，乃至最终取得成功的结果。

在有关德化窑陶瓷文化发展历程的解读中，不难发现，人们了解它需要多方面的知识，需要正确的方式和方法。这就是德化陶瓷文化教育必须解决的中心问题。

另外，对于个人来说，就是陶瓷文化的习得，包括必要的技术训练，尤其技术提高是一个艰苦摸索的过程。这里，用“十年磨一剑”来进行比喻，如果能够长期坚持，整个过程中的苦涩与快乐，也是人生阅历的最大收获。

在此，读一下《庖丁解牛》会使大家在轻松愉快的品赏中接受“十年磨一剑”的观点。

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庄哲学实际上是最富有哲理和逻辑的人生方法论。在初创的时候，老子就将大千世界变化的根源确定在“一”上，然后，自信地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面包含了一个十分明确的事物变化的哲理：从弱小的量的积累开始，然后达到事物质变的目的。另外，老子还确立了“无”与“有”递进变化关系，也是通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途径来实现的。在具体操作中，也就是如何针对一个具体事物实现它的变化，庄主说得更加直接和明确。在此，让我们如品尝美酒佳酿一样地来体味庄子的哲学美文《庖丁解牛》，一定会感受颇多，意味深长。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径，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近年。”是的，以“吾生也有涯”，来获取“无涯”的知识，甚至可贵的人生，这是可能的事吗？如果“缘督以为径”，那么，既“可以保身”，也“可以全生”；甚或，“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就是说，要找到一个在有限生命中，“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的人生总纲。庄子认为“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是足以达到上述两个标准的。不过，庄子认为仅此并非人生的最高追求，它仅可作为世人的价值或为人的底线而已。倘若以“吾生也有涯”来获取人生更高的价值、目标，那么请品读《庖子解牛》小牍，便会有所得。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未之尝也，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庄子借文惠君之口将得到的“养生”之“道”再次和盘托出。

从道家哲学体系观赏，《庖丁解牛》仅仅是庄子所阐释“养生”之道的初级阶段，即达到“自由精神”的普修阶段。

道自磨砺，不仅是道家“养生”的真谛，而且，也是其他哲学派别精神主旨的灵魂所在。如儒家所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修身”，对人的“养生”之道，与道家（庄子）的倡导颇有和音之美。因而，磨炼之道，源出于此。

第一，以有涯的吾生创造可以尽年的“缘督”。

道家认为，对于一个社会的人来说，无论怎样精通“养生”，他还是要“尽年”的，既然如此，道家哲学设法寻找到一条“养生”之道，即以一种乐观态度对待人生，亦即从人的发展规律寻找一条既然充满曲折，又富有个性的人生之路。

首先，庄子对人的道德做了确实的规范，即不论这个人的社会地位高低，职业何就，均要做到“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这是为人的最低道德底线，也是一个人能够善其终身的行为总则。

庄子将这个结果，概括为能够“保身”，也能够“全生”的命题。倘若如此“无为”，“道”可能就“非道”了，社会必将由许许多多懦弱者充斥，这是社会客观因素决定的，但是，这些碌碌无为者必须能独善其身。然而，如果社会的人都去“为善”而不图谋“名”，有可能会因失去动机，而一无事成；相反，在行为中只有“小恶”的事情发生，且，最低的线是不“近刑”，这与社会现实也不相符。实际上，社会是包容了许许多多突破道德线而存在的人的社会。故此，庄子的思想是十分理想化的了。即便如此，庄子生在乱世之中，并能苟活性命，已经是十分可贵的了。因为，就生活在战乱频繁、生灵涂炭中的庄子而言，既作为智者，又作为慧者，他一方面要保持人生的最低存在底线，并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奔走呼号；另一方面，他也有进一步的追求。“为善无近名”，使人不为名而困惑，在普修中“自由”发展，“逍遥”前行；“为恶无近刑，”使人不为刑桎梏，在普修中废黜阻碍，酣畅行为。由此看来，“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是普修“养生”的最低底线。

倘若如此，于无名所“赘”，无刑所“桎”之中，以“吾生也有涯”来达到“而知也无涯”。这样看来，庄子并不否认“道”之由来的艰巨性。并且，庄子认为以“有涯随无涯”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不去寻找一条最佳途径，达到掌握“知也无涯”是不可能的。进一步讲，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广阔而无垠的现实相比，庄子悟出，生命有机体存在的短暂性。如果使短暂的生命有机体获得“道”，自然要以大有作为的“有涯”来适应“无涯”的自然与社会现实。庄子在保持生命有机体自然存在的前提下，提出了“督缘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的生命有机体的“自动总则”。如何实现“可以养亲，可以尽年”之生命有机体的互动呢？就必须经过一番人生的打拼。故此，庄子提出了十分鲜明的观点，即如何实现“可以养生、可以尽年”的有效途径。

第二，“技盖至此”是实现“可以养生、可以尽年”的有效途径。庄子在《庖丁解牛》中，浓墨重彩地叙述了“技盖至此”全过程，进而导出了“可以养生、可以尽年”的深刻道理。(www.xing528.com)

“善哉！技盖至此乎”文惠君惊乎庖丁之“精技”是“道”，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事物。庖丁之所以有如此绝妙的解牛技艺，是由于十九年来坚持不懈的结果，即，经过解牛数千头的技能普修才达到的。当处在庖丁解牛起初阶段时，面对的是整体上的牛，即“全牛”。此时，庖丁对于牛的组织结构一无其解，起码是一知半解，故此，在解牛中会“月更刀”“岁更刀”。后来，经过长时期的解牛实践锻炼，庖丁“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地掌握了牛的组织结构，并以此“固然”的“天理”来解牛，才达到“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般的解牛，这种属于玩赏解牛技艺的境地。也就是，庖丁通过“十九年”解牛“数千”的实践，不仅掌握了“游刃有余”的解牛技艺，而且也彻悟了“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在间”的道理，才能“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的普修的道理，进而为“养生”之“道”筹谋出一般性的原则。

进一步讲，“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之艰苦磨炼而达到的结果。“技盖至此”庖丁并没有因之而“踌躇满志”，反则“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上，行为迟”；而且，“动刀甚微”，方能“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时至此，“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善刀而藏之。”这就是说，在庖丁有了十九年解牛经验的基础上，他仍然没有陶醉于“经验主义”的温床之中坐享其成。相反，具体地实践仍然是其在解牛过程中追求的目标。这对于一个领域中的人的成长与发展不无启迪意义：纵然是一个专家，但是，在做每一件具体事情的时候，也要兢兢业业，而切勿草率行事。

再进一步讲，庖丁解牛的实践之美、普修之美也带来了技艺之美，最终导致了实践过程之美。

返回《庖丁解牛》开篇：“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

“合于桑材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是庖丁解牛的最高人生奉献。庖丁通过“十九年”的解牛实践之普修，“技盖至此”这仅仅是“道”学的第一个阶段。“养生之道”贵在“合于桑材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的“督缘以为径”。从而，“养生”之道将“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的普修目标进一步升华。试想，不经过一番“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的实践锻炼，能有“十九年刀刃若新发于硎”和“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的结果吗？能有“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欣慰和愉悦之情吗？能有“合于桑材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的文化审美人生吗？

第三，从“十九年”的“依乎天理”到“合于桑材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是“养生”之“道”的“天理”。

庄子自惭于“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的“督缘以为径”，认为“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应该有更高的“养生”目标。

庄子坚持艰苦的“普修”是“养生”进入更高目标的最佳途径。他借庖丁之口阐述了艰苦“普修”的实践过程，掌握“养生”之道，才能在极短即“有涯”的时间内获得“技盖至此”的“养生”享受。

具体地讲，在“十九年”的“依乎天理”中，经过无数次的“批大郤，导大窾”的解牛实践，才能掌握解牛的“固然”，也才能获得“养生”之道。庄子强调了实践，强调了劳动锻炼的重要性，使道家哲学站在了实践的基石之上。然而，这样理解养生之道，未免肤浅得很，那是因为庄子的哲学是站在唯物基础上，经过不断实践来兑现目的的，既包括过程，又包括结果的哲学命题。

还是来看看庄子的例证：庖丁又言：“每至于族，吾见其为难，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以及“动刀甚微”等，都说明了庄子还重视“再实践”的精神，由此可见，道家的“养生”之道不是一蹴而就的“真言”，而是不断实践精神之积累，及其不断抽象总结的结果。诚如庖丁“十九年”解牛实践中所言“始臣之解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也就是说，庖丁初学解牛时，处于一种全然不知的状态，为了“养生”之道的获得，庖丁以一种自信和乐观的态度，在一种艰苦“普修”的状态中，解牛三载，进入到“未尝见全牛”的阶段。而后，目标的锁定，使庖丁不忍于懈怠，又是经过一个“砺志”的时段，到了“方会之时”，“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之而神欲行”，一种以“神态”来解牛的技艺的产生，是“十九年”所解数千牛反复进行实践的结果。

然而，庖丁解牛的数千次实践并不是一次次的简单性的重复，更不是盲目“解牛”，而是从这数千次的“解牛”中体验“养生”之道；是从这数千次的解牛中体验“天理”，并“依乎天理”。“依乎天理”的解牛实践之所以数千次而得，是由于“天理”是自然存在的，而后天习得“天理”却不是一帆风顺的。

显而易见，通过庖丁屡屡“批大郤，导大窾”，“固然”的天理已为庖丁省悟。就是这样，“养生”之道的由来，“十九年”的递进式实践，说明了普修“养生”之道的艰辛，说明后天习得“天理”是固然之路——勇于实践，才能掌握真理。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养生”之道不限于此，它将“可以保身，可以全生”上升到了“可以养亲，可以尽年”的社会实践的高度。

在庄子看来，一个人的得道，并不能使社会全部得道，一个人的“养生”，并不能使“众生”得到“普度”。“可以养生”“才可以尽年”，因此，一个普遍意义的“养生”之道的产生，那就是通过普修，使“养生”之道为社会所接受，所奉行。在庄子的奋斗目标中流露出：要想“尽年”，只有全社会接受“养生”之道，全社会普修“养生”之道，全社会获得“养生”之道，即通过社会实践，由己及人地与“依乎天理”地，普修“养生”之道，才能达到普遍意义上“尽年”。那是因为人人都融于“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的美妙世界之中。

第四，“逍遥游”的人生是经过实践不断锤炼后的人生世界，是一种充满自由精神的世界。

所谓“逍遥游”就是“悠闲自得，没有拘束”的生活状态，这也是庄子所推崇的一种理想境界。而在《庖丁解牛》中庄子从一种“实践，再实践”的普修“养生”之道中，体验达到“逍遥游”的精神实质。

在庄子的哲学系统中，追求“逍遥游”的最低基础，也可以说是基石，是“无待”，即“摆脱与外事物的对待、依赖关系，而做到‘无待’的关键，又是‘无己’，即以内在的精神力量超越外在条件乃至形欲与知虑的限制，以实现精神上的绝对自由”。^[5]怎样才能摆脱与外事物的对待与依赖关系呢？在《庖丁解牛》中，庄子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实质上指出了摆脱与外事物对待、依赖关系，重要的是要充分理解，透彻掌握外事物，即庄子所倡导的多次实践精神。在这样频繁的实践中，才能做到“无己”，而“无己”又是从“有己”开始的，以实践中的“有己”通过“与外事物”的紧密的有机的结合，才能以内在精神力量，顿悟外在事物存在的条件，进而破解其存在的“形欲”，以突破“知虑”的限制，最终得到精神上的“绝对自由”。

事实上，庄子的绝对自由，即“逍遥游”仅是一种理想的自由境界，庄子在“逍遥游”的开篇中，由“北冥有鱼”到“圣人无名”，就将人带入到一个广大无边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以“小大之辨”，无可奈何地贯于“无功、无名、无己”而收场。从中不难看出，庄子在偌大的“世界”中，倍感渺小。不过，庄子仍然坚信，达到“逍遥游”的途径是存在的。紧接着，庄子举了“实践”的例子，由“尧让天下”到“丧其天下焉”，借“让天下”写去除功名之心，借“肩吾问连叔”写至人“无己”的精神境界。庄子通过举证一系列“圣人”的实践，得出“无用之用”的意义，庄子的“无用之用”仍然是以“有用之用”的实践为先导的。

由此可见，达到庄子所提倡的“逍遥游”，即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实践是不可忽视的先导，这就让我们又回到了《庖丁解牛》之中：实现社会的“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的理想境界，是庄子通向“逍遥游”的必经阶段，即源于实践的普修是“乃中经首之会”的可行性途径。

第五，从“逍遥游”中寻找人生真谛及具有审美文化意义的人生，是人类发展的必经之路。

从《庖丁解牛》中来寻味庄子哲学，有一种回味无穷的感慨，庄子一行道家学派站在了事物发展起点和终点的连线上看待人生，解读世事，既寻求其起源，即老子所主张的“道生一”，亦即“无”的范畴，又迷恋灿烂辉煌的大千世界，即老子所强调的“三生万物”，亦即“有”的范畴。甚为称道的是：庄子发挥了老子哲学，即“道”的观念，将其进一步深化为重视过程，以及强调过程更为重要，并且深刻指明过程美是结果美的前提条件或称必经之路。庄子承认事物发展到“逍遥游”这样的最高阶段，其发展道路并不是笔直的，而是曲折的，即他所谓的“十九年刀刃若新发于硎”的艰苦“解牛”，在解牛的“苦修”中蒙受挫折，与在失误中反思经验，然后，在勇敢的再实践中体验自我奋斗的精神及其不折不扣的追求，直至最终成就了“游刃有余”的“绝技”境界。这是庄子所倡导的实践精神之回报的初级阶段。

庄子坚信实践的再次回报就是“逍遥游”境界的实现，以及“逍遥游”世界的到来。庄子推己及人地把“勇于实践”告知世人，进而呼吁“合于桑材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是合终极目的一种快乐世界，人生真谛在于经过“有效”的实践，“迅速”“达到”“绝对自由精神”的到来，这才是人生奋斗的最终目的。不论实现这一目的的道路是“笔直”的，还是曲折的，庄子都认为它充满了美的实质，即“养生”之美，亦即实践过程之美。倘若如此，与其说庄子为人的发展造就了一条奔向“自由”的大道，还不如说他从头至尾为人规划了如何达到美妙世界的必经之路。因而，庄子的“实践”之路具有普遍意义，一方面，他为个人（社会个体）指明发展之路，使社会个体走向成功；另一方面，他也规划了社会个体的发展方向，即通过每个社会个体的实践，最终达到大同世界之美。沿着庄子所指出的达到“逍遥游”的道路走来，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因为社会各界的人员均在自己领域达到个人完全的绝对精神的自由。

就工艺美术的实践精神而言，与庄子“逍遥游”的最终实现是一致的。不论是工艺美术人才的个人成长之路，还是其创作的工艺美术作品，乃至为工美术文化环境的建立所做的一切之实践，均同“逍遥游”的精神实现之路是相吻合的。以此来看，庄子也为陶瓷工艺美术家的工艺美术人生作了完美的注脚，庄子详细注解与诠释了工艺美术的成长之路，即“十九年”的艰苦普修；庄子也详细描述了工艺美术家创作工艺美术作品过程中的“美音、美事”，渲染了工艺美术的创作过程。显而易见，工艺美术家创作工艺美术作品的“美音”“美事”既包容在实践过程之中，又沉淀在工艺美术的创作成果之中。因而不论是工艺美术家的成长，还是工艺美术作品的创作，甚而工艺美术作品的问世及它们共同引起的文化世界与之共鸣，均“从头到脚”渗透着美的韵味。

由此可见，“宝剑锋自砥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道自磨炼，道至磨炼，从一般意义上讲，“道”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庄子的“道”是养生之道，是普修之道，是人生之道。这种“道”是绝对自由精神的实现之道，即“逍遥游”之道。

从现实意义上讲，“磨砺宝剑”的实践是宝剑锋利的唯一途径，不经过苦寒锤炼，何来梅花之清香？因而，庄子主张并强调在实践中的普修，即人人通过普修得到“逍遥”的理想境界。每个人在普修中势必要苦修，即艰苦的磨炼。然后，人人都推己及人，进而达到“可以养亲，可以尽年”的理想世界。至于“苦修”的结果，庄子满怀信心地写道，“含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是普修的大同之美。这种大同的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道出了人们源于实践的欲望，追求美妙世界中人生价值的真谛。

这里，联系庄子哲学的方法论问题是：培养一个合格的人才，必须要经过艰苦的技术普修。同样，培养一个治国的政治良才，传统儒家思想也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总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实际上，也是政治文化素养的普修。如出一辙的是，佛教的普修，也概莫能外，对于人生的转变，他也十分强调漫长的普修过程，即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必须经过“苦修”。不难看出，对于人才的成长历程，人们自然是遵循了事物一般的变化规律来对待自身成长历程的。

因此，经过“十九年解牛”成长起来的庖丁，这一技术普修的过程自然成为锻造人才的有效途径：“十九年”是艰辛磨砺的“十九年”，是理论学习与实践并重的“十九年”。

然而，在现代社会教育中，由于技术进步，尤其是大机器替代手工劳动成为现实的情况下，人们普遍地采用机器生产，进而加快了事物转换的速度与频率。于是，出现了“一百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现象。在社会文化教育中，方兴未艾的“速成班”遍地开花，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参与和渗透教育领域，更加助长了这些行为的扩张和蔓延。另外，市场经济因素的影响，更是刺激着人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贪婪的欲念所构成的思维成为主导人们行为的指针。与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工业化生产，以及在此引导下的现代设计学的成熟，成为社会创造性文化的主流。于是，在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社会文化不成熟的地区，具有贪婪欲念思维的人们，也主观地将自己所有的文化抛弃掉，而代之以新型的文化。这不仅脱离了实际，而且远离了自然与社会的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