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在新落成的“德化城市规划展”建筑的广场上，也落成了一尊明代瓷工何朝宗的巨大青铜雕像，这将所谓的“瓷圣”用一种“佛龛”的形式给禁锢起来，成为不可动摇与崇拜的偶像。这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的“造圣”运动和方式相比，显然，成为微不足道的小区域的文化行为。
在中国历史上，造圣运动屡见不鲜，人们故意制造了类似于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以及孔子和孟子等这样的“圣人”；人们还造出了类似于武圣、书圣、诗圣、画圣等这样的圣人；他们还造出各种行业的圣人，等等，类似这种种造圣，实质上，都是原始宗教崇拜的道德衍生。众所周知，这些“造圣”运动都有某种预设好的目的和动机，历史上，不论是政治家，还是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之所以造出了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以及孔子和孟子等这样的“圣人”，旨在让他们心目中的人及其行为，就像这些“圣人”一样，以便确保他们事业的不衰不败；历史上之所以造出了行业的或领域的“圣人”，目的是给自己立一个最佳的标准，以便学习并到达最高的境界，比如，所谓的“书圣”王羲之，人们向往他及其字体，是因为在历史上，中国文字长期演变，而没有定型，人们渴望快速写得一手既漂亮又实用的规范字而已。试想，在现代电子计算机时代，人们能够快速打印出规范字，并迅速达到文字原有的传播信息的文化功能的目的，这里除了极少数书法行业或装潢和广告业的人在津津乐道“字形美”，谁还会在乎手写字的模样，因为大家都要面对电子文档中的规范化及其整齐划一的特征。由此可见，人们造圣是具有一定时代性、目的性的，并且，“造圣”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在中国历史上早已形成这样的一个定式：人们往往将集体所做的事情，聚集在一个人身上，使这个人成为智慧的化身，这就是历史上一般的造圣运动。
当然，时过境迁，人们不会在乎现在的“造圣”运动，在人们看来，有些人故意大费周折地造圣，实际上根本与现在的陶瓷生产无关，那仅仅是一块铜做成的塑像，立在那里经风吹、日晒、雨打，逐渐会腐烂掉罢了。反而，人们会格外在乎与关注这位“圣人”遗留下来瓷塑，尤其富有远见卓识的人更会关注这位“圣人”遗留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何朝宗的瓷塑技术相比，何朝宗的精神及其方法论，显得格外重要，并具有巨大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事实上，在现在德化陶瓷界，某些个人、组织和集团，之所以竭力打造明代瓷工何朝宗为“圣人”，仅仅局限于“何超宗”具有历史广告作用，而别无他图。这就像德化凭借一个小小的不足三十万人口的城镇，企图打造一个陶瓷文化的大都市一样，而仅仅是企图打造一个文化品牌而已。这里，不妨对“都”做一下解释：在现代汉语里，“都”的第一个意思，是大城市，都市就是大城市；再看一下《说文解字》中的解释：都有先君之宗庙曰都。从邑，者声。另外在《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中，有句：“凡邑有先君之宗庙曰都，无曰邑。”还有，周礼：王筠《句读》：“周礼者，谓周制也，非谓语出《周官》。《周礼·载师》引注《司马法》曰：‘王国百里为郊，……五百里为都。’”当然，奢望做一个文化大都市的梦想是无可厚非的。假如开发文化的路径得当，再假以时日，这个梦幻是有可能转化成现实的。例如，厦门，在150多年前仅仅是英帝国看好的一个贸易港口，可是，150年后这里果然变成了一个大都市。在此，与“造圣”运动相悖的是脚踏实地，仅仅拿一个公司的事迹作说明：位于德化县土坂工业区的福建省泉州冠福集团公司，于1993年创办德化华鹏彩瓷厂算起，到现在仅仅20年的时间，一跃成为德化屈指可数的现代化的大型陶瓷集团企业。从它发展并逐渐做大、做强的经历看，它是以采用现代企业经营模式，将陶瓷生产与市场结合起来而出现的现代陶瓷企业公司。
与脚踏实地和积极进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坐享其成”中的“不思进取”。人们在憧憬未来的同时，念念不忘过去的点滴成绩，甚至不是在展望未来，而是在“憧憬”过去，渴望在“造圣”运动中实现未来。当年，何朝宗、苏学金因为没有像样的工具，才用自己的双手来制作陶瓷，他们依仗一种自我奋斗的精神，依靠手拉肩扛，打拼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天下”（“瓷天下”）。
现在看来，与古代艰难的造物相比，人们通过大机器生产，远离手工艰辛的劳作，是一种无法比拟的享受。然而，在市场经济竞争下，人们不得不用自己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来进行生产，这主要表现在艺术创作和手工艺美术制作上。众所周知，现代大机器生产由于技术原因还不能从根本上取代艺术创作，以及手工艺制作，即工艺美术的劳动。其实，这仅仅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最为关键的是做这些事情的人，缺少一种自我奋斗的精神，缺少一种正视历史和现实的勇气。他们往往隐匿了自身的企图，来走一条自我解嘲的路径并沾沾自喜。从本质上看，人们在解读老祖宗的文化语义时，犯了历史的形而上学的错误。这样，在汲取传统文化时，仅仅摄取了他们认为唯一的具有蝇头小利的一点，而忽略了其中的精华。当然，这一点往往是禁锢他们头脑与捆住他们手脚的绳索。
在人类文化史上，让人坐享其成的方式，最初只有一种，那就是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后来，随着社会发展与文化的丰富多彩，“坐享其成”的方法越来越多，几乎可以成为一个理论并进行探讨的文化理论体系。于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了一个定式：就是依靠祖上打下的“江山”，来进行充分地享受，直至消费殆尽。如果将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就是直接拿取前人（或他人）创造的成果来享用，自己不做创造，这是一种消极的享受主义倾向。这在中国文化中早已成为一种传统，人们早已将它确立为自身的行为规范，不论属于创造者的前辈，还是属于享用者的后辈，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最值得深思的，就是“家天下”意识影响下的对于财产的继承问题。这实际上已经成为束缚后辈进行人生奋斗、分享刻苦拼搏及品尝快慰人生的毒瘤，实际上，这是极其有害的一种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也可以说，长期以来中国的落后于人，与这种思维定式不无瓜葛：自己不作为，而假借他人的成果来享用有直接的关系。从历史上看，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尤其在大清王朝，更甚于流行。就在大清王朝日趋没落的时候，西方工业革命蓬勃兴起，于是，一连串的“洋为中用”的行为直接导致中国的长期落后。这在时下中国是一种普遍现象，它出现在社会文化领域的各个层面上，尤其普遍存在于家庭生活中。
在此，不想过多讥讽与抨击那些坐享其成者的意识思维及行为，仅用两个历史人物及其事迹来说明一下：如果看到何朝宗是坐在前人车上飞跑的“巨人”，同样，看到苏学金是坐在享乐的花房中看花的人，这里，就没有什么可以再狡辩的了。
相反，在德化陶瓷产区，现在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在材料及其工艺上的突破，那就是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它以传统青白瓷、白瓷，以及陶等材料为基础，不仅开发了骨质瓷（现代白瓷的一个重要品种）、金玉瓷、骨锂瓷、白云瓷、腊石瓷、青古瓷和青玉瓷等优质陶瓷材料与相应的陶瓷产品，而且还在陶瓷装饰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发与利用，它们都采用了相应的新技术。例如，在釉料装饰、釉下彩绘、釉中彩绘和釉上彩绘等陶瓷绘画装饰方面也有新材料的开发和利用。
然而，局部的创造并不能改变由传统思维定式所左右的全局的行为及其所形成的整体态势。在德化陶瓷产区，陶瓷生产的整个态势，是由人们思想、现实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在人们错误评判了前人在陶瓷生产上所取得成绩之后，并错误地继承了前人不成熟的手工技术，便将不及古人的陶瓷产品搬运到人们的生活中，这不仅仅是一种强行推销，而且是一种欺骗式的广告销售。当人们不能正确认识历史、评判历史，与不能正确估价自身的时候，便容易犯一种幼稚的错误。在德化陶瓷产区，人们拥有传统陶瓷生产技术和经验的时候，他们没有从根本上认识时代的核心与灵魂。没有认识自己竞争对手的长处和短处，而盲动地陷入到模仿历史的老路上难以抽身。实际上，当年何朝宗的艰辛磨砺与苏学金的呕心沥血，是一种突破时代生产力界限的创造，是一种拼搏精神的展现。在现代德化陶瓷生产领域，许多人根本不能理解，也不需要理解。而他们只要坐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先人衣钵，就足够了。一种目光短浅的运作方式，一种当年自耕农意识都不及的思维定式，将现代德化陶瓷工艺美术仅仅界定在简单而又古板的运作线上，甚至是一个难以突破的节点上。
遗憾的是，在多元化文化背景下，与社会文化经济为主流的影响下，文化的自我创造在被动运行的情况下，更多的是盲目地推崇与不自信的表白。不仅出现了因盲从接踵而至的追随者，也出现了为了面子竭尽全力地树立自尊，乃至自我夸张的炫耀以及与事实不符的竭力宣扬者的错位宣传。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当年因为生产西方小工艺品利润丰厚，有不少原本掌握了传统生产工艺的、较为优秀的陶瓷工艺美术者决然放弃了自己的所长，来参与西方陶瓷工艺品的生产制作，乃至更甚者纷纷建立现代陶瓷企业，来追逐本没有发展潜力与后劲的西方工艺品。在这种外向型经济的导向下，有人赚到了一定的经济利益，有人因为盲从而失却了自我，甚至经济利益。有心者可以做一次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一定会看到有许多当年建造的倾向于生产制作西方陶瓷工艺品的厂房和生产线，目前成了一种还不算是久远的历史遗迹。当然，现今德化陶瓷界不少人士，乃至不少界外人士仍然沉浸在当年的陶瓷经济繁荣期之中而津津乐道。另一方面，出于各种动机和原因，在中国的现实文化中多种类型的“大师”屡见不鲜，不论是拥有资源的，还是拥有权力的组织，均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授予人们以各种大师的称号；在物质生产与非物质运作领域中，盲目响应者更是比比皆是，不论是拥有技术的，还是拥有财富的，不管水平高低，都步步向更高一个级别的“大师”靠近。在这样的文化导向面前，受益者是授予组织，还是被授予者个体。而这种现象对于中国文化今后发展的影响，没有谁来问津。人们可以面对是否具有真正“大师”风范，均无可置疑，但是，对于自身的盲从不应该麻木。在此，可以说，在文化的各个领域中，中国不缺少“大师”，缺少的是应有的自信，缺少的是创新精神。
在德化陶瓷产区，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对当年何朝宗作品模仿不是十分逼真的现代陶瓷产品制作者，甚至根本没有领会其文化本质，而成为当今最高级别的“陶瓷大师”；对现代陶瓷材料及其工艺了解不甚者，也可以妄自美誉为“陶瓷工艺美术大师”；对于仅仅能在一个造型笨拙，好似一个容器上放一个表情并不生动的人头的陶瓷制品的制作者，也可以评为“陶瓷工艺美术大师”，等等。假如这些现代陶瓷产品制作者均是这样或那样的“大师”，那么，当年，为德化陶瓷及其文化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人，诸如何朝宗、苏学金、许友义、苏勤明等，又当怎样评判？
事实上，在当今“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与市场经济竞争激烈的文化环境中，人们的自信丧失，个人奋斗精神丧失，创造力丧失，反而，企图宣扬自己，图谋提升自身的价值，最终为谋求一种利益，而做出了连自己都难以认可的荒唐之事。如果说当年是因为“大师”而造就了陶瓷文化的时代，那么，如今是由陶瓷文化的时代而造就了“大师”。到底是古人值得怀疑，还是当今需要质疑？如果古人值得怀疑，与其相信历史唯物主义者所提倡的“时势造英雄”，还不如相信唯心主义者标榜的“英雄造时势”。不论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历史是由人类的创造所决定的，尤其是杰出人物在历史前行中的加速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时至此，事至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推动历史进步的是创造，是在自信、奋斗中的不断否定。因而，摆在德化陶瓷产区面前的，应该是一条充满自信、创造与希望的成功之路，它是旨在走出误区、重于思考、勇于创新之路。
【注释】
[1]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3，第392页(www.xing528.com)
[2]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3，第392页
[3]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3，第392页
[4]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3，第392页
[5]阮荣春、黄宗贤，《佛陀世界》，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12，第27页
[6]黄宗贤、阮荣春，《佛陀世界》，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12，第1页
[7]黄宗贤、阮荣春，《佛陀世界》，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12，第1页
[8]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3，第1页
[9]郭其南，《瓷都群星——德化瓷坛古今百家》，北京：华艺出版社，2000.12，第7页
[10]同上，第12页
[11]王子云，《中国雕塑史》（上、下），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第253页
[12]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5，第257页
[13]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5，第257页
[14]王子云，《中国雕塑史》（上、下），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第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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