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扬佛法背后的真实动机

文化的发展使它在内容方面变得丰富多彩，文化中精华与糟粕并存，泥石俱下，其中，不免裹挟着真实与虚假、善良与邪恶、智慧与狡诈，人与人之间因为文化交流目的和动机的嬗变而变得关系复杂，诸如主仆关系、类属关系、朋友关系、同僚关系、生死关系等，但是，往往在利益关系面前，这些关系均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19世纪，英国的一位著名政治家耿杰明·狄士累累曾经说过：“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在文化创造、发展以及利用中，人们为了一种目的可以合作，也可以竞争，合作是暂时的，竞争却是永恒的。就单一文化而言，也具有这样的内容。在激烈的文化资源竞争中，双方或者多方为自身利益展开的合作与竞争是永无止境的，并且，均采用各种策略，甚至是不择手段。从竞争的手段、方式和方法上看，竞争可以通过谈判与妥协来达到实现短暂的和平共处的目的，但是，激烈的争执和动荡是永远的。最为激烈的竞争与最为不理智的处理方法，就是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不论怎样，竞争是文化发展的催化剂，在没有竞争的文化环境中，文化的发展是缓慢的。正是因为竞争刺激着人们智慧的发挥。

在竞争的策略上，双方可以采用各种智谋，也可以采用各种手段。例如，“借尸还魂”是三十六计中的一计，是战争理论中的一种策略。在战略中常常故意借助其他的事物以隐含自己真实动机与战略目的的一种方式，它以麻痹敌方来达到自己真实的战略目的。随着文化发展，各种文化彼此交织在一块，军事战略理论也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等社会文化领域之中，并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佛教产生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一直作为一种精神信仰在少数人群（这里专指乔达摩·悉达多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中传播，几乎没有与其他任何事物融合，事实上，乔达摩·悉达多的初衷是没有实现的。因此，这位“圣人”带着万分的遗憾圆寂了。

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统一印度半岛，并将佛教作为国教，利用它来治理国家内政，此时，佛教便开始世俗化。“佛教在拥有更为广大的信徒的同时，其自身也被崇尚者依据自己的精神和现实利益需求，进行新的诠释和熔铸，进而导致了中国文化的熔炉中生成了一种奇妙的现象。”^[5]佛教在传播中，就是这样或那样的被人们认识、修缮，以达到利用的目的，它被作为一种思想工具，以各种手段，乃至途径，来达到各自不同的目的。阿育王是利用佛教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最初受益者，是佛教世俗化的始作俑者。

确切地说，印度佛教原本就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它实际上就是针对婆罗门的宗教统治而产生与发展起来的，而阿育王就是这个任务的组织者和执行者。

公元前6世纪，就是在佛教产生之后的一段较长的时期内，由于婆罗门教的残酷，尤其是不人道统治，将印度半岛推入四分五裂的割据状态，各个王国之间、各个集团之间相互征伐与争斗，使得人们生活在相互残杀与相互仇视之中，在民不聊生与痛苦万状的悲惨遭遇中，人们渴望安定和统一，期望安居乐业。为此，阿育王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经过战争将印度半岛统一起来，但是，武力征伐所付出的大代价不仅是财物的毁坏，也是生灵的殒命。休兵息武，与民生息需要一种和平正法的威信来重树各自安分守己的道德和伦理。在婆罗门教失去人心、毫无凝聚力的状况下，佛教在经过长期宣传之后，便自然产生了它应有的效应和作用，这样，婆罗门教的空白自然由佛教来填补了。

从此，佛祖释迦牟尼，也就是乔达摩·悉达多被阿育王推崇为神灵，佛教被定为国教，实际上就是国家的政纲。与此同时，阿育王大肆宣扬佛教与佛法，他采取了绘图画佛与供奉说教，即佛祖释迦牟尼的形象与广建佛教道场的形式来树立佛教的神话地位，并让人们安分守己的尊崇。阿育王也“亲自巡礼佛迹，到处竖立石柱，刻赦纪念，并建造寺院和晬堵波”。^[6]“晬堵波，即塔，本义为坟冢。史前时代即已存在。释迦入灭后，其遗骨曾引来八国争分，并以晬堵波安奉，自此，晬堵波即成为佛教圣物。对佛教徒而言，晬堵波是最神圣的地方，故塔寺建筑亦庄严美观。”^[7]总之，不论阿育王如何为宣扬佛教与佛法大造声势而隐瞒自己的真实企图，其实质，就是将佛教拉入社会政治领域，用以安抚社会稳定，使之走向世俗化。

从阿育王开始，佛教与世俗文化结合，并开始了漫长的演化过程。尤其“佛教东渐”与所到之处，与人们的真实文化生活结合起来，越发显得光怪离陆、千奇百怪，令人眼花缭乱而目不暇接。在中国古代，从佛教传入中土（一般认为是东汉时期传入中原地区的）开始，除极少数人或集团灭佛除法以外，历代封建王朝绝大多数统治者是以宣扬佛教为主流的，尤其宋代以后，“三教合流”，即道、佛、儒三教紧密结合在一起，不仅上层社会用它来大肆进行政治与宗教相结合的活动，以维护统治阶层既得的社会利益。更有甚者，以此搜刮与谋取民财，而且，下层社会也利用它来谋求生路。这个可以从中国历史上光怪离陆的佛教造像中窥见一斑。最重要的是，封建统治者利用佛教来麻痹下层劳苦大众，用以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一个集团在修建寺院庙宇并大树泥塑彩塑佛像的过程中，向各个阶层大肆摊派费用，并利用人们对佛教的信仰，乃至对佛的敬仰来收取香火钱等；还有的寺院本身就是地主集团的一部分，他们俨然如封建地主庄园一样，即利用控制的土地雇人耕种，或出租以收取地租等方式来进行经济剥削，等等。总之，佛教在世俗化的过程中，文化阐释及文化语义也十分丰富多彩。这的确是佛教文化传播与广大以来的种种现象，它早已远离了其精神领域中的任何界限，与世俗文化没有二至了。

当德化窑地区大兴佛法之能事的时候，德化的陶瓷生产走向一个新的里程碑，而肃立在这座里程碑面前的，是一群移民和自耕农的后裔，他们通过精心劳动，将自己的生活环境力求建立得更好一些罢了。中国小农经济在个别地区逐渐解体所引的时代变革，是以技术为标志，以出卖劳动力为手段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买卖，甚至，某些人是靠出售劳动力乃至技术而艰难度日的。此时，不论拥有技术的人走街串巷，还是固定在一个地方，都没有解脱开这条绳子的捆绑，这条无形的绳索迷离了人们的视界，将人们固定在一种期待与渴盼的意识世界中。

实际上，当年兴起云涌的佛教运动的飓风，已经逐渐在不少地区降压减速了，而在个别地区又风声鹤唳。或者说，早先信仰佛教的企图是利用了它的精神和灵魂，而现在竞相利用它的皮壳。不管怎样，人们巧妙地与策略地来使之复苏，并达到一种实实在在的目的，这无不是一种庆幸。食不果腹的移民与衣不蔽体的自耕农后裔，哪里会想到佛教的崇高，哪里会顾及佛教的“礼仪”，因为他们的“仓廪不实”。另外，时代的潮流也将他们推到风口浪尖，如果他们不投入到创业性的生产之中，不仅自己失去做人的资格，就是“借尸还魂”者也会壮志未酬。与其说这是一种巧合，还不如说是一种必然。(www.xing528.com)

不论是“海传”佛教，还是“陆传”佛教，都在这个地区风起云涌地传播开来，人们在信奉它的同时，也在篡改着它的实质。闽南九仙山成为那个时代佛教弘扬及传播的道场，不管是将佛祖奉上神坛，还是将观音送进佛龛，人们都不会在意它是石雕的，还是木刻的，乃至泥塑的。这样，佛教文化生活的需要成为一个天赐的商机。于是，当年移民及其后裔们，不管是帝国臣民，还是皇家珍爱的自耕农及其后裔们，终于找到了一条生活的出路。

早年混迹于“江湖”的泥塑佛像工匠理所当然地要更换“门庭”了。在此，早已形成并蕴藏着一种必然的文化环境正等待着人们去亲近，那些能够在该文化环境中做出贡献的人去适应它，它所给予的机会就这样协调地被当时的智者给把握与应用起来。与其说这是一种文化创造，还不如说这是文化环境对人生存乃至生活的赏赐。此时，人们用一种新型媒介承载了佛教教义，并将它的外壳美化到惟妙惟肖的程度，进而使购买者心甘情愿地出钱来进行交易，这便是当年德化窑瓷塑最为根本的文化内容。

经过历史上长期的封建社会生产力及其经济的发展，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得到满足，并且，在合适的情况下能够富足盈余。此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真正的效应，它所提供的经济支撑足以让部分或全部服役的工匠脱离被长期禁锢的生产桎梏而得到自由生产的权利。与此同时，由于社会文化综合因素的作用，主要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镇文化的极度繁荣，一是表现在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所引起的社会化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发展，城市人口增长必将完成两个项目来达到其稳定发展的目的，一个是住房问题，一个是日常的生活消费品问题，而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通过发展生产，来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才能得以完成这个心愿，故此，社会化生产与消费直接建立了相互支撑的密切关系；

二是从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家庭生产，即从作坊组织形式向工场手工业的生产组织方式转化，原有的小农经济的家庭手工业生产，不仅生产目的单纯，而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极其有限，它所生产的产品的产量也不足以满足更多人口的消费。因此，扩大生产规模的唯一途径，就是打破小农经济时代陈旧的生产组织形式，代之以新的生产组织形式。

三是过去服务在各级封建政府生产领域中的各种工匠，逐渐走出严酷的控制圈，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智慧。社会文化的进步最活跃的力量并起着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及其发展水平和能力的正常发挥。从奴隶社会奴隶主对劳动奴隶人身的控制解放出来而变化成具有一定自由支配力的农民，这是社会生产力解放的重大进步。然而，社会仍然保持了对各种工匠的严格控制，使他们以无偿的方式为社会另一个阶层服务，这严重地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的发挥。而工场手工业时代的到来，不仅解放了他们，也将他们纳入到商品经济运作的轨道上，人们为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在竞争中发挥自己的智慧，这真正刺激着社会文化的发展。

四是商品经济的继续扩大逐渐形成大的市场，商品的需求量足以达到让生产者扩大生产规模的程度。在历史上，尤其在人类造物及其充分利用之为自身服务的历史进程中，物与物的交流逐渐发展成为商品流通。众所周知，商品流通的意义远远超出物物交换，它是通过货币的媒介作用来完成的，人们之所以接受这种文化交流与互换的方式，是因为它更便于物质的交换与流通，更便于生产者积累财富。在此之前的物物交换，实际上已经给人们的文化生活的充实带来相应的意义，随着物的不断增多，物物交换的流通形式已经不适应日益增长的物质流通，与人们的需求也相差甚远，于是，人们想方设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利用一种中间媒介搭建了一个便于流通的桥梁，这个中间媒介就是货币。因此，在商品经济中货币成为这个时代的核心要素。从表面上看，人们为了各种文化因素在竞争，实质上，是在围绕货币竞争。也就是说，只要拥有货币，就可以购买到“一切”，包括生产力要素中的技术，也成为地地道道的商品，人们就是利用了它的商品要素中的使用价值，才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并将这样的社会财富聚齐囤积起来。

五是商品经济的要求已经彻底突破小农经济的家庭需要，而转化为广泛的社会需求，并把生产者、经营者，甚至消费者拉到了竞争的环境当中，激烈的社会竞争替代了较为稳定的生产和生活。在商品经济市场上，不仅存在着各种利益分配，也存在着多矛盾的冲突。生产者和经营者会为市场进行激烈的争夺，也会为双方的利益达成短暂的妥协，但是，竞争是永恒的。同样，在消费领域中，人们仍然会竞争或相互间达成妥协，消费者十分必要地与经营者讨价还价，甚至会组成消费者同盟与生产和经营者对抗。总之，在社会文化领域，与小农经济时代相比，工场手工业时代的文化运作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了。

综上所述，进入商品社会以来，围绕商品运作的文化要素势必可以通过文化功能的正常转换，实现它们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的价值。此时，一切文化要素均可以从自身的文化层面上走进商品领域，不论是高雅的，还是粗俗的，都不得不带上经济的因素。故此，在商品经济社会环境中，宣扬佛法的形形色色目的，均是企图掩盖它们的真实动机，以便于寻求其经济价值的目的。换句话说，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佛教的世俗化彻底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