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化窑白瓷工艺及文化的演变：德化陶瓷工艺美术（上册）

随着陶瓷生产、制作以及在利用中人们对之做出的反响，即审美的不断发展，陶瓷造物的审美从材料及工艺、制作技术、造型、色彩，以及功能等多方面逐渐发展起来，并形成了陶瓷造物审美的一般性规范。其中，极其重要的是，陶瓷材料的发展和利用，它不仅是陶瓷造物的物质基础，也是陶瓷造物乃至陶瓷文化审美的物质基础。陶瓷材料及其工艺的演进经历了漫长的文化发展过程。工艺美在陶瓷文化审美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主要物质基础是材质美，离开优质材料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工艺美必将失去客观依据。优质材料是经过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发现并利用过的材料，它们来源于自然环境之中，在人们的生活环境，即人工环境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所谓人工环境，指的是在人类活动的自然环境中，以物质为基础、为媒介，通过人类长时期有意识的社会劳动，甚至是精细加工与刻意改造，将自然环境转化成有益于人们生活的环境，它是人们获取生存和生活资料所创造的物质生产体系与积累起来的智力因素所共同构成的文化环境体系。在社会学意义上，人工环境中的部分要素便构成人文环境，是指人类进行各种文化活动所形成的物质和非物质的环境要素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环境和非物质文化环境。前者包括建筑、古迹、人居、水库、园林和雕塑等，属于物质基础；后者包括道德、法律、教育、科技和文化习俗等，属于意识形态范畴。陶瓷生产过程及其结果，与它被利用的过程及其给人们带来功能作用的结果等，共同构成陶瓷工艺美术环境。

历史上，陶瓷文化主要是工艺美术文化，是人文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具有物质文化要素，又具有非物质文化要素，后者是通过前者展现在人类面前的。陶瓷文化的人文环境具有显著的特点：它是存在于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与其所在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是人类改造自然并为成人们进行文化创造、文化生产和文化生活的系统。从人类发展与陶瓷的关系看来，陶瓷文化的人文环境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成为人类生存与生活不可替代的物质基础的，是人类与自然完美的结合，例如，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陶文化环境，在那个时代就具有这种不可替代性。当然，属于陶瓷文化人文环境的形成是从自然环境中吸取要素的，并且这些要素是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的。陶瓷文化的人文环境在满足人们物质文化需要的同时，也满足人们非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是陶瓷文化的人文环境所具有的深刻的文化内涵与美学价值；自然界的活动与人类活动同时对人文环境产生巨大影响，然而，人类所进行的活动对于自然活动来说，就显得极其渺小，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依此类推，陶瓷文化的人文环境是人类活动中的一个瞬间，尽管如此，在短期内，陶瓷文化的人文环境的作用和意义还是不可忽视的。就陶瓷发展的历史与人们生活的关系看，陶瓷文化发展的整个环境如果受到损坏，也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得以恢复与发展。正因为如此，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尤其要认识到，自然的发展与人类的发展要有机结合，完美统一，即“天人合一”。

从历史文化发展及其结果上看，陶瓷文化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陶瓷先民在某个适合地区创造了属于“天人合一”思想范畴的陶瓷文化的人文环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时代人们竭力追求的文化生活理想。

长期以来，德化窑的陶瓷先民们既利用了可利用的优良的自然资源，如瓷土矿物、水力资源和森林资源，又及时地回归自然而适当给予自然资源以补充与恢复。他们曾经利用柴和杂草来烧制陶瓷产品，又曾经利用植树造林来恢复自然环境的“元气”。现在，德化陶瓷产区充分发展新的陶瓷原材料，并积极利用可再生的水资源来发电，电力资源来做燃料烧制瓷器，从而给大自然，尤其是森林环境以休养生息，所有这些，都是德化陶瓷产区为了建立优美的人文环境而做出的巨大努力。德化窑从很早便生产陶瓷，在明代以前，陶瓷属于青白瓷系统，青瓷和白瓷兼有。现在，德化陶瓷产区发展成为以多种陶瓷材料工艺相结合的较为综合的陶瓷文化的人文环境。之所以如此，这在极大程度上是德化陶瓷先民们一代又一代人创造性发展的结果。翻开德化陶瓷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陶瓷在德化发展主要是德化陶瓷先民利用优质材料进行文化创造的结果。

早在明代德化窑生产的白瓷中，不仅材料优良，而且在制作上陶瓷先民们更是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做到巧夺天工，匠心独具。

“从外观上看，（德化白瓷）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在光照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因此有‘猪油白’‘象牙白’之称。流传到欧洲后，法国人又称为‘鹅绒白’‘中国白’等。”^[1]德化白瓷之所以有如此美誉，无不根源于其独一无二的天然造化之功，以及陶瓷先民的智慧的发挥。德化的陶瓷先民不仅利用自身智慧书写了陶瓷材料发现与利用的历史篇章，而且，也利用智慧书写了中国陶瓷史巧夺天工的光辉一页。

从文化功能上看，明代德化白瓷品种正如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所说的一样“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适实用”。之所以如此，因为德化陶瓷材料的独特性或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很难成型日用瓷器，或在当时日用瓷有其他材料制作。当然，并非没有用白瓷制作的日用瓷器，仅仅是相对较少而已。在文化功能表达上，德化白瓷更多的是用在了瓷塑人物和供器方面的最多。在仿制古代的尊、鼎和香炉上，明代德化陶瓷先民们的确发挥了智慧。不仅如此，陶瓷先民们还利用这种优质白瓷制作了大量的人物，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的现实需要。“从对屈斗宫瓷器的调查来看，（德化日用瓷）除了传世的梅花杯外，更发现了‘杯身呈八角形，器身外壁棱面印有八仙的八仙杯，这种轻巧玲珑的小杯胎薄，特别是腹部，能映见指影。在灯光或日光下显出肉色。’这与文献记载的‘以白种闪红者最贵。’”^[2]除此之外，德化陶瓷在当时还用来制作乐器。这在明末清初“周亮工所作的《闽山记》中提到：‘德化瓷箫笛，色莹白，式亦精好，但累百枝，无一二合调者。合则声凄朗，远处竹上。’这种瓷制乐器，目前尚有实物传世”。^[3]事实证明，以优良材料与巧夺天工而成的白瓷器物，十分丰富。尤其以反映佛教文化为题材和内容的瓷质人物较多，而且颇具特色。当然，随着陶瓷生产技术的进步与人们利用陶瓷开发文化功能的需要，在德化陶瓷产区逐渐出现了各种新材料，以及新材料所适合的陶瓷文化与文化功能表达。

有关陶在历史上曾经有粗黑陶、釉陶材料，而现在主要是细陶器种类中的黑陶、红壤陶、艺术釉陶、艺术彩陶等陶器材料，与精陶器所用的轻质陶和釉下彩精陶料等；在瓷品种中，历史上出现并利用于生产上的青瓷材料、青白瓷材料、白瓷材料等；现代白瓷材料是在明代白瓷材料（象牙白、猪油白和孩儿红等）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高白瓷（基于南宋的高白瓷）、建白瓷、骨质瓷（骨灰瓷），还有部分具有开发材料实力的公司或集团研发的瓷材料，例如，冠福家用集团公司开发了高耐热陶瓷煲（属于耐热陶材料）、金玉瓷、骨锂瓷、骨质瓷、白云瓷、腊石瓷、青古瓷和青玉瓷八大优质陶瓷材料等；在釉料中，青釉、青白釉、白釉属于历史上的成就，现在于传统基础上德化陶瓷产区不仅研发出多种白釉、结晶釉、裂纹釉，以及众多的颜色釉品种，有各种色相的单色釉、花釉，以及仿真釉（仿其他如金属、木材等釉料）；在陶瓷装饰上，德化还有比较丰富的釉上、釉下和釉中彩绘材料。总之，德化陶瓷产区的材料是从传统中走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更多的是生产需要和大量实验的结果。

在明代，德化陶瓷材料最大程度地用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多以瓷塑人物见长，不仅能够塑造人物形象，而且能够塑造人物的动态以及人物性格。如达摩的庄严，观音的温柔，寿星和罗汉的诙谐，等等。在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德化陶瓷先民能够将传统的造型技法变成一种瓷塑特有的技巧，来加以得心应手的应用。在唐代吴道子于佛教形象中所创立的“吴带当风”，在德化瓷塑中有着继承性的应用。“能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装饰性极强，如雕像的衣服多取迎风飘举之势，一举一动，对比强烈；面部刻画细腻，衣纹则深而洗练，主次分明。”^[4]其中，“雕像的衣服多取迎风飘举之势”，就是“吴带当风”线描的继承、发展和应用。在明代，中国陶瓷业发展已经取得巨大进步，不仅是材料，就是在文化内容表达、造型手段与成型工艺等诸多方面都取得巨大进步，甚至是相当程度的突破。德化窑的瓷工利用其优质材料，将文化的内容及其内涵用心雕琢在这种物质载体之上，显示了人工胜似造化之美。

德化窑陶瓷制作的巧夺天工，一是材料上的自然属性，二是制作上的精雕细琢。此外，德化白瓷瓷塑与佛教文化结下深厚渊源，佛教文化及其思想以白瓷为媒介进行传播，白瓷瓷塑以佛教及其思想为文化内涵，参与人们的文化生活。就是在这种相互依托的情况下，佛教得到传播，陶瓷文化也得到快速发展。

在明代反映佛教文化的陶瓷雕塑就是最好的代表。佛教雕塑人物、道教雕塑人物、动物以及反映世俗文化的人物等，凡是利用白瓷材料雕琢而成的，都具备如此的特征。白瓷细腻洁白，白中透红与莹润光泽之感，与精工细作结合起来，浸透着自然与人文巧妙的结合，并绽放着“人定胜天”的思想火花。

就德化窑陶瓷生产及其文化发展的历史状况看来，德化在陶瓷发展中不断积累生产经验与生产技术，尤其于文化表达方面反映着时代需要的形式和主题内容以及思想内涵，有关这一点，在明代得到最为充分的展示。

16世纪，随着中国社会文化较为全面的发展，德化陶瓷生产也取得新突破。一是德化白瓷材料成熟，包括人们发现与利用白瓷材料的化学组成“配置”了最为优质的白瓷材料，与较为完整的手工艺制作技术。二是人们利用白瓷材料进行造型制作，它以塑造佛教等宗教人物形象来展示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即将人们普遍信奉的佛教人物用陶瓷材料塑造出来，并且将佛教文化的内涵与瓷质及制作陶瓷的技艺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完美的陶瓷文化表达形式。正值此时，在中国，佛教与传统的中国文化思想引发的宗教为儒教、道教结合起来，形成所谓的“三教合流”之势；再者，佛教也因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而变成人们日常文化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人们虔诚地崇拜佛教中诸如观音、达摩、罗汉等人物，与狂热般地信奉佛教教义一样：人人希望人间真正变成像佛的意旨一样的事实。从历史角度看，德化佛教人物形象的由来，是产生于印度佛教并逐步发展的结果，然而，在德化所处的闽南地区，佛教文化的传播是海陆交错的，尤其海洋文化对之影响更加深刻。

从佛教传播看，佛教在东渐过程中，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佛教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相融合所形成的汉化佛教，成为中国佛教徒与民间普通百姓的最高信仰。可以说，佛教从传入中国伊始就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融合了，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佛教教义、宗旨，以及诸多内容都具有中国本土化的内涵。具体地，佛教教义与东汉时期的神仙方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以及土生土长的宗教观念相结合，出现了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初始局面。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的般若学一派同清谈玄学相结合，受到门阀世族中高级知识分子（也就是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喜爱和欢迎，于是，佛教文化渗透了中国士族文化而变得清淡高雅。尤其到了南北朝中晚期，各朝统治者皆利用佛教来作为巩固统治的思想工具，宣传佛教的“因果报应”“逆来顺受”“追求来世”等教义内容，借此达到麻醉百姓斗争意志，进而达到稳固自身统治的根本目的。大约从隋唐时期开始，统治阶级就采取儒、道、释三教并用的政策，使佛教的发展完全开始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体系之中。在这个时期，中土出现了许多西行求法的高僧，如玄奘、义净等，与诸多佛经的汉族优秀翻译家，这为佛教教义的汉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从隋唐到宋代，佛教最大程度地向世俗化方向迈进，那就是佛教更加深入民间，并出现了佛教信仰普及化的显著特征；另一方面，经过汉化的佛教思想明显地影响到知识分子阶层，再通过知识分子阶层触及哲学、道德、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

随着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深入与广泛性的逐步增强，佛教在中国普及化程度日益提高，其重要标志是四大佛教道场的形成，即五台山道场、峨眉山道场、普陀山道场和九华山道场，除此之外，在全国也出现了许多佛教盛行的地区，其中闽南地区有莆田的南少林、德化的九仙山和戴云山等地，皆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佛教“圣地”。(www.xing528.com)

与佛教思想和信仰汉化的同时，是佛教中的人物也走向汉化和世俗化的道路。在佛教“东渐”的过程中，佛教造像运动昌盛不衰，即从南北朝大规模佛教造像以来，到明清之际，石窟造像和庙宇造像使中华民族的大地上，“处处有佛像”“家家有信徒”。当然，此时此地人们所信仰的佛教教义，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相信佛能够普度众生，能够为人带来永久福祉；佛教的世俗化也使佛教人物逐渐走向可亲可爱的世俗人形象，不论是绘画中的佛教人物造型形象，还是雕塑中的佛教人物造型形象，皆依照真人的比例、特征来塑造，真正使佛成为现世文化生活中造福人类的代表，也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神的象征符号；在佛教汉化中，根据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征和精神，佛教人物被中华民族加工与演绎，形成了系列性的佛教人物，出现了不同行业的崇拜偶像，例如，观音就有三十三尊形象，即杨枝观音、龙头观音、读经观音、圆光观音、游戏观音、白衣观音、莲卧观音、泷见观音、施药观音、鱼篮观音、德王观音、一叶观音、青颈观音、威德观音、延命观音、众宝观音、岩户观音、能静观音、阿褥观音、阿摩提观音、叶衣观音、琉璃观音、多罗尊观音、蛤蜊观音、六时观音、普慈观音、马郎妇观音、合掌观音、一如观音、不二观音、持莲观音、洒水观音等，除这三十三观音形象之外，近代还流行“送子观音”，这是一尊妇女形象的观音，观音抱着一个小男孩儿，它很受中国“无后为大”思想影响下妇女的欢迎。当然，这是佛教汉化中创造出来的一尊观音形象，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产物。也是中国儒家封建正统思想与农业社会的思想交合的结果。正如“送子观音”一样，许多观音形象是经过中国文化加工而演义出来，尤其在艺术作品中，观音等佛教人物形象被艺术家加工演绎得惟妙惟肖、出神入化。在海岛观音形象的塑造中，观音携带着善财、龙女、红孩儿、黑熊等从普陀渡海出行，准备普度众生；此外，在《西游记》中，“南海观音”被塑造成大慈大悲、呼风唤雨、万事皆能的神话形象，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融合的结果。

就是这样，佛教人物形象成为广大群众塑造顶礼膜拜的偶像，成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文化形象。他们从神坛走下，游弋在人们的现实文化生活中，这不仅宣传了佛教教义，也深化与普及了佛教教义。作为承载佛教教义和佛教人物形象的载体，广大社会阶层将其转化成文学艺术、绘画艺术、雕塑艺术等艺术形式，进行广泛传播——中华民族以独特的方法和方式将佛教教义及佛教人物形象广布在人民群众中间。

在闽南地区，佛教教义的阐释，与佛教人物形象的演义与描绘主要是通过雕塑艺术的方式有效进行的。在此，佛教教义的阐释与佛教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三种主要物质载体，即优质的木材、凝重的石材和洁白的陶瓷（“中国白”）。

从闽南陶瓷生产（主要是德化窑的陶瓷生产）盛况和陶瓷文化发展与佛教在闽南传播的历史盛况看来，它们的发展进程几乎是同步进入辉煌时期。东汉时期，瓷器开始产生，而几乎与之同时，佛教开始在中国本土传播；在历经千余年之久，佛教在中国大地得到大力弘扬，到了明代的时候，闽南德化窑白瓷成熟，而此时佛教的广泛传播在该地区蓬勃兴起。不论是历史文化的发展的机遇，还是天公的巧合，“中国白”与“佛”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佛教美术形象的物质载体与佛教文化传播的物质载体，“中国白”是极其理想的材料，“佛旨”因“中国白”在陶瓷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中国白”也因佛教文化的传播而声名远播。

“中国白”在中国陶瓷文化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指明代德化窑所生产的白瓷。与唐、宋时期其他地区瓷窑所生产的白瓷相比，明代德化窑所生产的白瓷制品具有独特的个性风格：

（一）瓷胎致密，透光度极其良好，为唐宋其他地区白瓷所不及。唐宋时期北方白瓷是由氧化铝含量较高的黏土烧制的，黏土中含助溶剂物质较少，因此，瓷胎不够致密，透光度较差。而德化窑白瓷则用氧化硅含量较高的瓷土烧制，瓷土中氧化钾含量高达6%，烧成后玻璃相较多，因而它的瓷胎致密，透光度特别良好。明代德化窑白瓷的这种特征成为中国白瓷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它在瓷质、色泽、肌理等方面的综合指数成为传统白瓷发展的最高点。

（二）明代德化窑白瓷的釉面也相当好，并且胎釉结合良好。德化明代的白釉为纯白色，而北方唐宋时期的白瓷釉则白中泛淡黄色，元、明时期景德镇的白瓷却白里微微泛青，与德化白瓷是无法相比的。当然，这不仅与它们所用材料的化学组成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也与它们的烧成气氛有关。从外观上看，德化白瓷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在光照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因此，有“猪油白”“象牙白”之美誉。在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中，德化白瓷传入欧洲，被法兰西人称为“鹅绒白”“中国白”。有关德化白瓷所载文化及其功能，明代的宋应星在他所著的《天工开物》中有明确记载：“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适适用。”显然，“宋公”之说，前者基本符合事实，而后者与历史不符。从对德化窑的屈斗宫窑址调查的结果来看，除有传世很久的梅花杯外，还有瓷制乐器等遗物。这说明德化窑瓷器的文化功能是多样化的。在瓷文化的多样化表达中，一种纯属于非物质文化的因素被承载在其中，这种非物质文化因素完全寄托了人们对文化生活的美好向往和追求。

明代德化窑瓷器的最显著之处，是利用瓷塑来塑造佛教人物形象，承载佛教文化与传承佛教文明。从考古发掘与历史遗物看来，佛教世俗化的人物形象在明代较为普遍。如神态庄严的达摩、性格温柔的观音，与神情幽默和诙谐的寿星、罗汉等艺术形象，完全表达了人们对佛旨的向往和领悟。作品运用洁白无瑕的瓷质，表现了圣洁肃穆的佛教人物的崇高形象，蕴含了汉化佛教的伟大旨意，成为浪漫主义理想与现实主义文化生活完美结合的光辉典范。

陶瓷文化从产生的时候就被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部分，这两部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物质文化的具体表达是非物质文化的载体，非物质文化是物质文化发展的深化。陶瓷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寻找自身的非物质因素，使陶瓷文化逐渐深化或精神升华。德化窑陶瓷与佛教的结合，就是陶瓷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自然与不自然形成的这种因缘关系。正是“中国白”质的适合性与佛旨的适合性一致，才使“中国白”成为佛教教义的良好载体。

德化白瓷材料可以分为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来加以对待。在传统陶瓷工艺美术时代，德化白瓷不仅建立了白瓷发展史上的丰碑，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遐思妙想，启发陶瓷文化后继者的智慧。现在，德化陶瓷产区在继承先民优良陶瓷文化传统中，最主要的是发挥了古人在陶瓷材料上的开发与创新精神。

在传统青白瓷、白瓷及陶等材料的基础上，德化陶瓷产区不仅开发了骨质瓷（现代白瓷的一个重要品种）、金玉瓷、骨锂瓷、白云瓷、腊石瓷、青古瓷和青玉瓷（以上六种材料皆为冠福家用公司的新材料产品）等优质陶瓷材料，与相应的陶瓷产品，而且还在陶瓷装饰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发与利用，它们都采用了相应的新技术。例如在釉料装饰、釉下彩绘、釉中彩绘和釉上彩绘等陶瓷绘画装饰方面也有新材料的开发和利用。这些新材料的开发利用，不仅在德化陶瓷产区生产和营销上取得重大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例如，冠福家用生产的各种材料、各类各级档次的陶瓷产品达上亿件，其中，“高耐热陶瓷”被列为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并获得福建省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泉州市政府最高科技奖，即“市长特别奖”；骨锂瓷产品获得福建省政府创新基金及福建省优秀新产品二等奖。就是这样，在德化陶瓷产区，陶瓷文化发展出现了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积极研发新材料，开发新工艺，设计新产品的发展趋势，并与保护资源、利用资源，以及优化环境的文化发展趋势并行。总之，这种在陶瓷材料及其工艺上持续开发及利用的陶瓷文化创造活动，一方面适应着现代陶瓷产业化的发展形势；另一方面，也是传统陶瓷工艺美术的衍生。

尽管如此，德化陶瓷还是以传统最为见长，现有的德化白瓷依然部分地恪守着传统文化发展的阵地。在德化，有这样的一大批人，依然继承着传统白瓷的衣钵，他们不仅传承德化白瓷的昨天，也记录着德化白瓷的今天，还预示着德化白瓷的明天。所令人担忧的是，现在有一种急功近利的苗头，他们企图走一条背弃传统的工艺美术之路，不在基本技术上苛求精益求精，而是企图虚张声势以谋求短暂的商业利益。当然，社会文化不可能是永恒地带有正能量向前发展的，文化往往夹杂着良莠成分，往往裹挟着文明与野蛮、真实与虚伪等这样的矛盾而发展与演变的。

总之，陶瓷文化不论是以传统文化的形式来表现，还是以现代文化的内容来展示，均是为人们文化生活所需要而存在，并总是朝着有利于人文主义方向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