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白陶瓷文化：宗教影响分析

宗教是历史上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人的意识思维的一种表达形式，它源于原始社会流行的多神教。在中国历史与现实生活中，宗教是错综复杂的。那是因为众多宗教与地域和民族综合交织在一起，形成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态势。

在古老的原始的民族进化与形成过程中，人们经历了对神的敬畏，“亲鬼神而远之”，总是萦绕着人们的精神，它转化成为人们对世界万物皆有灵魂的种种幻想和猜忌。开始之时，人们对打雷、下雨、刮风、闪电等自然现象充满猜测，后来，人们对自然界中的某事某物充满感激之情；再后来，人们对逝去的人产生了敬畏之感，等等。总之，宗教就是人们在种种意识引导下逐步产生的、属于某种崇拜文化意义的意识思维形态。当然，围绕宗教意识展开的各种文化活动及其成果，也是宗教文化的重要内容。

在人类历史上，宗教经历了自由意识阶段、造神阶段、造圣阶段、虚拟阶段等重要的发展阶段。自由意识阶段，特指原始社会的多神教阶段，人们可以随意根据自己的想象制造出一个崇拜的对象，并进行相应的活动，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造神阶段，是指人们，尤其是某个集团或阶层，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所进行的造神的运动，例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是这个阶段的产物。

造圣阶段是造神阶段的继续，是造神运动失灵之后的宗教发展阶段。当人们将为神设置的外衣剥个精光的时候，便开始进入的一个宗教运动阶段。造圣阶段，就是某个社会阶层或阶级集团根据自身利益需要制造成的，超乎一般人的榜样，给人以精神及信仰上的崇拜，造圣的根本目的是：以圣人化育常人。

于是，宗教进入一个持续不断的反复阶段，那就是任何人或任何集团都可以为了自身的利益和目的，来制造一个所谓的“新”精神，将自己或集团的领袖塑造成一个属于圣神的化身，来愚弄和麻痹其他人并使之附和。实际上，不论始作“俑”者，还是刻意附“俑”者，都十分清楚自己究竟在干什么。这里，将这种随意为任何目的或动机而故意设置的这种“崇拜”，称为虚拟崇拜，那么，他们所宣扬与遵奉的思想便是虚拟的宗教。这样的虚拟宗教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并产生作用。

当然，这样或那样的宗教之最终消亡，不是不可能的，它的彻底消亡只能在人类生活的环境中，民主意识和行为成了每一个人自觉履行的意识和行为的时候。这种让人类共同翘首以待的设想，是人们走出禁锢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初是以物换物的交流方式，随之转化成意识思维的相互影响，与共同分享其文化成果。

世界三大宗教，即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之所以被称为世界宗教，就是因为不同地域的人们共同分享其成果，并利用这样的成果进行活动的缘故。

在此，用佛教作一个探讨：公元前6世纪产生于印度半岛的佛教，在经过若干个历史时期以后，逐渐变成了亚洲人共同分享的文化成果。

公元前6世纪以前，在印度半岛最为普遍流行的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利用它的等级制度，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维持着既得利益者独享的经济特权与政治权利，它用极端的不人性化统治着印度半岛。

在婆罗门等级专横跋扈与残酷统治下，本身具有世俗权力的刹帝利也任其摆布、愚弄和欺诈。为此，在整个印度半岛，以婆罗门等级所形成的集团成了众矢之的。于是，在婆罗门教专制处于分崩离析、风雨飘摇的时候，印度释迦部落的王子，即乔达摩·希达多突然出走，他的销声匿迹可能没有引起众多人的在意，数年之后，他以自诩得道而回转人间。于是，在印度半岛，佛教产生了。这种佛教的根本内容，也是其核心内容，就是主张“众生平等”。实际上，它就是针对婆罗门教的“众生不平等”而兴起的思想革命，乃至随后而勃兴的革命运动。仅仅因为这种原因，乔达摩·希达多扮演了这次运动的始作俑者，成为人们反对婆罗门教的精神领袖。

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统一印度半岛，并实现了武力争夺人口和土地的目的。此时，尽管被征服者已经俯首帖耳与唯命是从了，可是，战争也将孔雀王朝拖得筋疲力尽而不能再战了。于是，阿育王采用“休养生息”替代了“穷兵黩武”。这时，佛教教义自然成了阿育王收买与安抚人心、稳定既得政治成果的“良药”。

从佛教的政治企图来说，它用和平手段达到夺得权力的目的，与通过战争征伐取得权力的目的是一样的。一旦这样的目的实现之后，留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旨在与被征服者罢战言和与“休养生息”，必须要用安抚人心的策略来替代高压政策。这样，乔达摩·希达多为之终生奋斗的结果自然成了在战争之后十分疲惫的阿育王渴望稍事休息的“枕头”。自然地，阿育王采用了佛教教义，以佛教的道德为国家的正式规范，即采用说教的方式替代了武力臣服，并用和平方式来建设繁荣的国家。从此，“佛祖释迦被奉上神灵的地位，佛教艺术作为宣传教义的工具产生，并随着佛教的兴盛而兴盛，随着佛教思想的蔓延而流溢四方”^[11]。总之，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政权，它为佛教世俗化立下了一个不可更改的里程碑。

与佛教在本土世俗化相比，佛教在传播中的世俗化要艰难困苦得多。作为佛教外传的一种形式或路径，“佛教东渐”是最具有戏剧性意义的。东方许多政治家都企图如当年阿育王那样，旨在以佛教为国家政纲，建立政教合一的施政形式，但是，几乎都在枉费心机中流产。如果分析其中深刻的原因，不难看出，当年阿育王将乔达摩·希达多奉为神灵，实际上已经将他从神坛拉了下来。孔雀王朝的繁荣及其权贵们极力描绘的神秘色彩，并不能掩盖他们的虚伪，也抹杀不去他们在普通大众心里所留下的贪得无厌的形象。因此，任何政治野心家用过时的谎言和虚幻来建立一个让人信服的政权，是不可能的。

继承阿育王将佛教世俗化的成果，利用各种媒介传播佛教教义，并使之广布而深得人心。这从根本上反映了佛教教义安抚人心的作用，并迂回地实现了宣传者的多种目的。为此，与愚蠢者相比，高明的运作方式是智者的专利。与其强行说教而使人诚服，还不如广造佛寺与大树佛尊，并将广大所谓有思想不良倾向的人吸引到佛寺，让他们跪在佛祖面前来做预前“忏悔”。事实上，“佛教东渐”的最伟大成果，就是实现了这一政治安抚的目的。

另外，佛教世俗化是佛教与人们日常文化生活紧密结合而演绎出的多种表现形式，它直接成为世俗的人表达生活的内容和形式，或者说，成为世俗人为了达成各种目的的工具。

与各类政治集团大力塑造佛教人物形象、宣传佛教教义以安抚人心的目的和企图相比，世俗的人将佛教教义和佛教人物形象直接用于生产和生活，更显得诚实可信和可靠。换言之，与其对着佛经妄言而亵渎佛的高大形象，致使佛祖感到羞愧难当，还不如用佛教教义和佛的形象为自己做一点儿实事。这样，理解起当年北魏拓跋氏贵族大肆修建佛寺、佛龛，与开凿石窟，就会顺理成章了。

这种行为的继续发展及其衍生，不仅活跃了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也繁荣了社会经济。“佛教在拥有更为广大信徒的同时，其自身也被崇尚者依据自己的精神和现实利益需求，进行新的诠释和熔铸，进而导致了中国文化的熔炉中生成了一种奇妙的现象。”^[12]实际上，在“佛教东渐”中，佛教为中国崇尚者的阐释是更加具有创造性的。隋唐以后，尤其是宋、元、明、清之际，随着佛教大众化传播，寻常百姓与佛渐渐结下了亲缘。尽管现在很难猜测与判断当时人们的真实目的和动机，可是，从历史现象上看，人们，或者部分人早已将佛教及其人物形象看成是家喻户晓并能够品头论足的事情了。唐代，逐渐扩大了专业画家绘制佛教内容的绘画队伍，也产生了较前朝丰富的佛教题材的绘画作品。尤其是进入宋元以来，文人画的兴起与卷轴画的发达兴旺，愈发加快了佛教绘画的创作与在民间的传播速度。与高雅艺术相比伯仲，并争锋高下的还有民间工艺美术。各类工艺美术也竞相将佛教人物形象作为他们生产和出售的对象。此时，尽管人们买一幅佛教人物形象的绘画作品，或买一尊佛教人物形象的雕塑像，称为“请”，但是，这已经露出了赤裸裸的商业动机。从工艺美术的角度及其实际情况看，人们逐渐广泛地利用金属、漆器、木雕、石雕、陶瓷、泥塑等媒介作为具体的表现形式，将塑造好的佛教塑像放置在门楣、厅堂、书桌、书架等人们认为适合的环境中，这与放置在佛龛中并加以焚香的目的或文化语义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各种物质材料所塑造的佛教人物形象被人们普遍当作一种工艺美术品看待，这样，更加使之走向世俗化的“深渊”。

佛教文化世俗化的赤裸裸的结果，就是出于商业目的而形成的数目庞大的制作队伍，用一种冠冕堂皇的说辞掩盖了他们真实的目的和动机。(www.xing528.com)

与石窟造像时代所不同的是，采用各种材料制作的佛教人物形象已经是一种具有经济利益为目的和动机的行为。各类工匠制作这样的佛教人物形象，是为了自谋生路或养家糊口；组织生产与制作这类佛教造型形象的个人或组织，是将它作为商品出售，来赚取经济利益的。仅仅以别人易于接受的言辞或说教来赢得更多顾客而已。在买方看来，为了不亵渎神灵，将买称作“请”，实质上是一种赤裸裸的商品买卖行为。总之，以上种种意识和行为综合构成佛教在中国世俗化之后的文化本质。因此，德化窑瓷工大量制作瓷质的佛教人物形象，是为了赚钱盈利，是赤裸裸的商业化运作。

在德化窑，人们利用陶瓷来塑造佛教人物形象与其他地区人们利用石、木、泥、漆等材料制作佛教人物形象的目的和动机没有本质的区别。正是德化窑瓷工利用优质的陶瓷材料制作了别具一格的佛教造型形象，才在中国的东南一角树立了陶瓷文化的一个典型类型。

明代德化窑白瓷成为佛教世俗化表达的物质媒介，而与之相适应的技术成为支撑其不断进步的重要因素，还有，与当时相适应并相匹配的是商品经济环境。

在商品经济支配下，结合陶瓷生产技术与产品销售为一体化的商品经济文化，是工场手工业时期主要的社会文化特色。为此，任何与商品经济文化相适应的社会事务和现象，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与定位。反之，任何与商品经济背道而驰或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事务和现象，都难以在社会环境中生存与发展。换句话说，在商品经济社会环境中，一切的社会化生产都披上商品经济的外衣并合乎规律地发展起来。

因此，出于商业目的和动机而形成的陶瓷工艺美术制作队伍，打着宣传佛教与弘扬佛法的旗号，实际上做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买卖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用一种冠冕堂皇的说辞掩盖了他们真实的目的和动机，这与当年阿育王所干的事情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都是将佛教从神圣的地位拉了下来，而使它与社会文化生活相适应。这就是佛教世俗化的本质属性。

总而言之，佛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世俗化，是分地区、分时间、分领域展开的，从现象上看，有政治文化色彩的、意识形态色彩的、艺术文化色彩的和经济文化色彩的等，不管怎样，都不能脱离它的本质特征，就是一种赤裸裸的佛教被利用关系。

【注释】

[1]德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德化陶瓷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12，第36页

[2]德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德化陶瓷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12，第36页

[3]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3，第391页

[4]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3，第391页

[5]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3，第391页

[6]同上，第392页

[7]德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德化陶瓷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12

[8]郭其南，《瓷都群星——德化瓷坛古今百家》，北京：华艺出版社，2000.12

[9]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3，第392页

[10]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3，第1页

[11]黄宗贤、阮荣春，《佛陀世界》，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12，第1页

[12]黄宗贤、阮荣春，《佛陀世界》，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12，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