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农业时代，人们的造物主要通过手工制作，并反映出一种遵循实用的原则。就现代社会，人们对德化陶瓷生产与陶瓷文化的起源问题，传说与谬传的很多，一说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陶器制作，一说在西周时期就有了陶器制作，等等。不论这些说法的目的和动机何在，重要的是必须有可靠的证据。例如，说德化白瓷成熟于明代，不仅有确实可靠的当时的瓷窑遗址发现与陶瓷生产存在的可靠性作为有力的证据，同时，也有十分确切的白瓷器物的发现，并且，在发现的白瓷器物中，不仅白瓷材料及其工艺独特和优良，就是白瓷的造型及其文化功能也实实在在。为此，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不能将德化地区的陶瓷起源说成“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另外，虽然在《大明一统志》中有记载：在境内南部的芹山地区，发现秦汉时期人类生活的石屋、石灶、石鼎等属于石器时代的遗物，但是，没有发现此时的陶瓷器物和生产陶瓷的窑址。
总之，在这些零星证据面前，或纯属于推测的情况下，贸然得出德化陶瓷生产制作起源是不恰当的。
那么，德化陶瓷生产到底源于何时？根据中国考古界的调查结果，在《中国陶瓷史》中记载：德化窑明代以出产白瓷著名，它烧瓷始于何时则不为人知。1976年，福建省博物馆对它进行了较大面积的发掘，对德化窑的烧瓷历史、瓷窑分布、历代烧瓷品种以及特征等问题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德化窑创始于宋，元代有发展，碗坪仑和屈斗宫两窑均烧青白瓷。两处遗址标本极为丰富，一般青白瓷窑烧制的器物，两窑也都烧造；德化窑的白瓷在宋代已有生产，但成为全国制瓷业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是在明代开始的。有关最后一个结论，在“万历十四年（1612年）刊刻的《泉州府志》说：‘瓷器出晋江瓷灶地方，又有色白次于饶瓷……又有白瓷器，出德化程寺后山中，洁白可爱’”，证实了这一结论。
另据“《泗滨颜氏族谱》载，始祖颜芳，原籍河南温县，于唐元和十年（815年）移居德化泗滨”[3]；“颜化綵（864—933年）讳纹，德化县前身归德场归义乡山亭里（今德化县三班镇泗滨村）人。瓷都德化有史记载最早的陶瓷烧制工艺研究家，第一部陶瓷专著《陶业法》作者，历史著名瓷村泗滨梅岭（今南岭）窑场始建设计师。”[4]颜化綵，唐咸通五年（864年）七月初三出生于德化三班泗滨，祖父颜芳（787—860年），由河南温县迁徙入闽，辗转来到归德场归义乡山亭里。“唐代德化制瓷业已甚兴盛。至晚唐时期，制瓷工艺已有相当水平。三班泗滨在颜氏未迁入定居之前，当地先民早已从事陶瓷烧制。（颜）化綵叔父、归德场场长颜仁郁曾在诗咏中生动描绘当时泗滨等地农业、瓷业的兴旺景象：‘村南村北春雨晴，东家西家地碓声；麦黄正满绿针密，稻黄无际红云平。’”[5]
此外，还有“唐代，美湖洋田村上田墓林建窑生产瓷器。唐末，泗滨村民于上寮等地建窑场生产陶瓷。唐末至五代，德化三班颜化（864—933年）编著《陶业法》，绘制《梅岭图》”。[6]其中，《梅岭图》是有关在梅岭建陶瓷窑场的设计图纸，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财力不足，而未能如愿以偿。后来，直到500余年之后的明代，颜氏后人颜俊高（1425—1485年）聚集资金并发动族人，在梅岭建立起烧制陶瓷的窑场。
综上所述，有关德化生产制作陶瓷始于何时，并没有确实的证据加以证实之。仅仅根据现有的资料证明在唐代有一定规模的生产。
从历史上看，不论唐代末期至五代十国时期的军阀混战，还是两宋时期的民族纷争及其战争影响，德化都因合适的地理及地利原因，尤其相对封闭的环境与不为兵家必争之地，没有或很少遭到战乱的影响。因此，德化地区处在相对安定的生产发展中，这也正是陶瓷生产得到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此，就德化陶瓷生产的发展状况作一简单的描述。(www.xing528.com)
第一，由于不断人口的迁入，增加的人口不仅需要必要的食物，也需要必要的生活器具，这是德化陶瓷生产之所以发展最为直接的原因。从一方面讲，在移民迁入前，德化地区可能已经出现陶瓷生产，并具有一定的规模。这是该地区土著居民必须解决的生活问题，也是与时代文化进程相适应的文化发展状况；从另一方面讲，由于外界移民的不断与大量涌入，不仅增加了该地区的人口，而且，也丰富了该地区人们的社会生产与日常文化生活。这样，在传统农业时代，以农业为基础的、以陶瓷手工制作为家庭副业的小农经济在德化地区逐渐发展起来。
第二，两宋时期，德化窑陶瓷生产的发展规模是以唐代陶瓷零星生产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此时，德化窑陶瓷得到进一步发展，仍然与大量人口迁入关系密切。据考古发掘证实，宋代德化窑以生产青白瓷为主，并形成一定的规模。也就是，“1976年福建省博物馆对它进行了较大面积的发掘，对德化窑的烧瓷历史、瓷窑分布、历代烧瓷品种以及特征等问题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7]通过这次调查，认为“德化窑创造始于宋，元代有发展，碗坪仑及屈斗宫两窑均烧青白瓷”[8]。在《中国陶瓷史》中描述了一些发掘后的结果，“（碗坪仑及屈斗宫）两处遗址标本极为丰富，一般青白瓷窑烧制的器物，两窑也都烧造。尤以洗及盒子两类器皿遗存数量最多，而且造型多种多样。洗以敞口凸底居多，也有直口仿蔗段洗的，洗里多印有纹饰。盒子造型有大中小之分，形式又有圆式、八角式、瓜棱式等多种样式，盖面多印有折枝花卉纹饰，纹饰常丰富，达一百余种之多。这在江南各地青白瓷窑之中是比较少见的。”另外，“碗坪仑窑址出土标本中有带铭文的，其中刻有‘颐草堂先生雕造功夫’九字，与此盒铭文相同的盒子有一件完整的，现藏于新西兰”。另外，《中国陶瓷史》的作者还对两个盒子进行了这样的描述：该盒铭文十一字，“颐草堂”前多“后山”二字，这两件盒子的铭文均反书，雕字系刻制印模时漏掉，又补刻在下面。两件盒子特征完全相同，因此可以断定是同一时期、使用同一印模印制的。否则，不可能有如此巧合。“功夫”二字见于宋铜镜、石砚及印刷铜版，是宋代工艺品中常用术语。由此可见，在中国工艺美术发展中，各种工艺的技法、技术及技巧和术语，是在相互借鉴中得到发展的。
总而言之，宋代，德化窑的青白瓷尽管属于南方青白瓷系统，可是，也展示了自身迥异的工艺美术特色与民俗文化魅力。
第三，明代德化窑陶瓷生产与经营继续发展，产生了比较成熟的白瓷品种，这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从材料及其工艺，以及造型特征和文化题材等方面，均形成自身的个性特征。“关于德化的古代窑址，福建省博物馆于1976年再次调查，据现有资料，明代的窑址计十八处，在浔中公社的有祖龙宫、屈斗宫、岭兜、后窑、西门头、大草铺、后所；在三班公社的有内坂、新乾寨、窑垅山、桐岭、旧窑、新窑、啤坝窑；在葛坑公社的有石坊、双溪口、苏田；在上涌公社的有许坑林等。”[9]明代德化窑白瓷生产不仅较为普遍，而且，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它不仅与唐、宋时代其他地区的白瓷不同，而且与景德镇同时期的白瓷也异样。”[10]根据《中国陶瓷史》所述：（1）瓷胎致密，透光度极其良好，为唐宋其他地区白瓷所不及。（2）就釉面来看，德化白釉为纯白釉，而北方唐宋时代的白瓷釉则泛淡黄色，元明时代景德镇的白瓷却白里微微泛青，与德化白瓷有明显区别。故此，明代德化窑陶瓷已经摆脱了宋代所形成的南方青白瓷系统，独自塑造了白瓷引领时代陶瓷工艺美术风格的基础。
第四，清代，德化窑陶瓷生产与经营不仅继续以白瓷为基础，而且，由于对外经济贸易的需要，也生产青花瓷器。清完成统一全国以后，尤其清朝初期，在“平定三藩”与光复台湾之后，东南沿海得到安定，与此同时也相应地疏通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为南方地区发展生产与进行海外贸易创造了极其良好的条件。于是，德化窑陶瓷生产又进一步发展起来。此时，作为对外贸易的瓷器，白瓷已经不占主导地位了，而是以青白瓷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青花瓷器成为主要生产与经营内容。德化窑的青花瓷器主要为了海外贸易而作，它与景德镇等地的青花瓷器没有根本的区别，尤其德化窑的瓷器，产量与销量都很大。例如，在“中国南海附近打捞起180年前沉没的清代古船‘泰兴号’，打捞到35万余件精美的清代德化青花瓷，于德国斯图加特展览与拍卖，轰动世界，并分别在欧、亚、澳、美等11个城市展出，向世人再现古瓷都当年的辉煌成就与艺术风采”。[11]由此可见，运往海外各地瓷器的数量是巨大的。这样，德化窑青花瓷器，除供本地人口使用之外，大量出口并赢得了很好的商业利益。
第五，德化窑白瓷的显著特色是白瓷瓷塑，早在明代的时候就形成了以何朝宗为代表的传统瓷塑，并且，在历代瓷工的不断努力及开发与发展下，形成了以瓷塑为特色的陶瓷工艺美术风格。明代，德化窑瓷塑颇负盛名，尤其在明代中后期形成特色，此时，著名瓷工何朝宗能够根据人们的意愿将佛教人物形象塑造得各具特色，惟妙惟肖，例如，“达摩的庄严”“观音的温柔”“寿星、罗汉的诙谐”；再有，德化白瓷瓷塑也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特点并发展了自身，例如，衣服的飘举之势，体态的婀娜之姿，等等，都可以从艺术文化的历史摹本中找到合适的影子。
综上所述，经过长期的文化洗礼与不断的历史演变及其文化沉淀，德化窑陶瓷逐渐发展与成熟起来，并形成自身独特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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