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郊区活动空间的时间地理学

时间地理学源于瑞典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托斯坦·哈格斯特朗（Torsten Hägerstrand）对计量革命时期区域科学研究范式的反思。哈格斯特朗批判区域科学研究中对人的基本假设的机械化、对个体差异性的忽视，将时间和空间在微观个体层面上相结合，通过时空路径、时空棱柱、制约等概念及符号系统构建了时间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从人本主义思想和微观的角度出发研究问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方法体系（Hägerstrand，1970；柴彦威等，2012）。区别于强调人的主观认知、偏好与空间选择的狭义的行为主义地理学，时间地理学强调人受到的制约以及围绕人的外部客观条件，也被认为属于广义的行为主义地理学范畴（柴彦威等，2002）。

1）时间地理学的基本观点与概念

时间地理学在理论构建过程中强调研究个体的重要性，汇总模型中不能忽略个体的特性。哈格斯特朗认为在个体的微观情景和宏观尺度的汇总结果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直接联系，如果不清楚个体所处的微观情景便无法得到真实的宏观汇总规律，而对人的基本假设的不同会直接影响理论的构建以及宏观层面的汇总规律。时间地理学认为个体在时空间中的行为能力是有限的，提出基于人的根本假设：①人是不可分的；②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③人在某个时间同时完成多项任务的能力是有限的；④每完成一个任务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⑤人在空间中的运动需要花费时间；⑥空间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⑦任何领地空间都存在一个有限的外边界；⑧现状必然受到过去的状况的制约（Hägerstrand，1970）。

对人的基本假设反映了时间地理学的时空观，即对个体而言，时间和空间都是一种资源，二者不可分割，区位的含义不仅包括空间坐标而且包含时间坐标。在此逻辑之下，哈格斯特朗发展出一套在时空间中表达微观个体的、连续运动轨迹及行为机制的概念体系和符号系统，即在三维的时空间坐标中用二维坐标表示空间，第三维坐标表示时间，将微观个体在时空间中的运动轨迹表示为时空路径（space－time path）。个人路径不随时间发生移动时在时空间轴上可以表示为垂直线，而发生移动时则表示为斜线，斜线的斜率表示个体在时空间中的运动速度。个人在参与生产、消费和社会活动时需要停留在某些具有永久性的停留点上，由于这些停留点包含一定的设施，并具备一定的职能，因此可称之为驻所（station）（Hägerstrand，1970；柴彦威等，2002）。

时间地理学除了强调时空间的整体性，还强调个体在时空间中受到的制约以及外部的客观条件，哈格斯特朗认为探寻决定路径空间形态的制约的时空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他提出三类制约——能力制约（capability constraints）、组合制约（coupling constraints）、权威制约（authority constraints）。能力制约指个人通过自身能力或使用工具能够进行的活动是有限制的，主要由睡眠、用餐等一些生理性制约和移动所受到的物理性限制组成的。组合制约指个人或群体为了从事某项活动而必须同其他的人或物的路径同时存在于同一场所的制约，决定了个人在何时、何地必须要与其他个人、工具、设施相结合以便进行生产、消费及社会交往。权威制约指法律、习惯、社会规范等把人或物从特定时间或特定空间中排除的制约；为了限制过多的人进入以保护自然资源或人工资源，并使活动组织更有效率而存在的“领地”（domain），具备一定权限的人才能得以进入（Hägerstrand，1970；柴彦威等，2002）。能力制约、组合制约和权威制约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相互作用，在具体分析时需要进行综合考虑。

在时空间中，由于个体受到各种制约，使其不可能完全自由地进行活动，哈格斯特朗用时空棱柱（prism）在三维时空间中表示个体可能的移动范围。时空棱柱有着明显的地理边界，这取决于个体停留的空间位置以及停留的时间。时空棱柱的形状可以每天变化，然而个体的活动不可能存在于时空棱柱之外，时空棱柱刻画了个体在该时间范围内一定的时空预算下所有可能发生的路径的集合。时空棱柱的形态综合反映出发地点、移动速度、活动计划以及活动目的地所施加的组合制约等构成的时空行为决策的微观情境性，是对个体行为所受的生理、物理及环境制约的模式化表达。

2）时间地理学的发展历程

1960至1970年代的时间地理学，出于对区域科学的批判，提出理解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物质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另一种世界观，也提供了理解个体如何形成并影响社会，并且同时又如何受到社会制约的新思维。这个时期的研究侧重于对行为的制约机制、路径的汇总以及企划的形成进行分析（Thrift，1977）。哈格斯特朗及其领导的隆德学派还将时间地理学思想介绍至瑞典的区域规划学界，他认为个体在时空间中的位置以及个体所能获得的公共资源的可达性应当是城市规划中必须考虑的问题，而规划与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应在于如何调整物质环境来减少制约个体行为的不利因素，从而提高个体选择的能力。时间地理学思想与方法被规划界广为接受，并为交通地理学中非汇总模型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www.xing528.com)

到了1980年代，时间地理学从早期公式化的表达、对制约本身的分析逐渐转向对人类生活的关联性以及社会生活“现状本身”的更为广泛的思考，并开始关注人类内心世界的意义、观点、情感、感受（Hägerstrand，1982）。同时，在普雷德（Allen Pred）与思里夫特（Nigel Thrift）等非瑞典籍地理学家的学术影响下，时间地理学被瑞典以外的国际地理学界所广泛了解；而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结构化理论中对于时空间的思考，也使得时间地理学被更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所了解（Thrift and Pred，1981；Giddens，1984）。然而，时间地理学也受到了来自社会学和地理学的批判，如哈维认为时间地理学忽略了人类能动性，缺乏对行为过程中个体主观选择与认知偏好的理解与剖析；罗斯认为时间地理学是一种男性控制的地理学，时间地理学里的人类行动者和移动空间是健康男性的（Peet，1998）。在上述批判下，加之其方法论的实践受到研究数据的采集、处理及表达方式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时间地理学一度于1980年代中后期进入相对低迷的发展期（柴彦威，赵莹，2009）。而相对于在欧美发展的低迷，自石水照雄将时间地理学主要概念介绍至日本后，时间地理学方法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日本得到广泛重视，在生活空间、女性地理学以及城市地域等方面开拓出许多新的应用研究领域，日本成为这一时期时间地理学研究最为盛行的国家之一（柴彦威，龚华，2000）。

进入1990年代后，大规模、高精度的个体时空行为数据的可获得性、GIS在地理可视化和地理计算中的广泛应用以及对网络社会中虚拟行为与虚拟空间的关注等，为时间地理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时间地理学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提供了多种可能。时间地理学面对人类行为复杂化的现实背景，完善了对人类活动行为的观察视角，实现了理论体系的创新，对“男性控制”的行为主体理论假设进行了修正，在已有框架中加入人的主观能动性，试图将现实空间行为与基于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虚拟空间行为相结合，并基于结合GIS技术的三维可视化、地理计算与行为模拟技术，在城市与区域规划、交通规划、个体行为导航等方面得到应用，从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Kwan，1999；Kwan，2007；Raubal et al 2004；柴彦威，赵莹，2009）。

3）从强调客观制约到制约中的选择

时间地理学的提出出于区域科学研究范式下的“机械人”“汇总人”的反思，同时与瑞典高福利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居民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在时空间上公平合理地配置公共设施是其研究的主要导向，因此时间地理学研究“被动的人”（reactive decision－maker），强调人本身的制约以及围绕人的外部客观条件（Miller，2004；柴彦威，龚华，2000）。时间地理学不仅关注可以观察到的已经发生的行为，而且试图去分析那些没有发生的计划行为以及行为发生以后企图改善的期望行为，并力图利用规划手段改善物质环境来减少制约个体行为的不利因素，因此哈格斯特朗认为，阐明个体的制约条件及其来源与机制，比关注选择更有意义（柴彦威等，2013）。

时间地理学强调制约的传统在20世纪70年代就受到了批判。哈维、吉登斯等认为，时间地理学过于强调基于欧几里得空间和牛顿绝对时间的制约，而忽视了权力、能动性等关键问题（Giddens，1984；Schwanen，2007）。面对质疑，哈格斯特朗逐渐转向对时空间中生活关联性的思考，转向探索制约下的能动性，把时空路径作为制约和企划相互作用的结果，认为人们为了实现企划会利用有限的时空资源来克服制约，在原有的制约框架下加入了对主观能动性的考虑（Lenntorp，1999）。

随着时间地理学方法在地理和规划领域应用的工具化，以及定性GIS等地理学混合研究方法的发展，学者们开始尝试在时间地理学框架中融入行为与主体的主观性、社会性，基于定性GIS将情感、感觉、价值、伦理等引入时空路径。关美宝（Mei－Po Kwoan）创建了基于GIS的地理叙事方法，结合时间地理学概念框架，开发了基于GIS平台的计算机辅助叙事分析组件（3D－VQGIS），将行为者在活动中的主观感受用颜色标记，并整合到时空路径中，为时间地理学融入行为与主体的质性分析提供了一整套研究方法与具体操作工具（Kwan，2007；关美宝等，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