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郊区活动空间的行为地理学研究

行为地理学视角下的郊区研究，从微观个体的迁居、通勤、购物等行为出发，试图理解郊区化的微观过程与机制、郊区化过程中各类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居民对于郊区化和郊区空间的适应和融入过程。

1）迁居与居住选择

学者试图通过居住迁移的研究，对中国大城市居住郊区化的微观过程与机制进行分析。柴彦威等基于1995年在大连进行的调查问卷，发现20世纪80年代旧城改造和近郊区居住新村建设等促进了城市居民从中心区向郊区的迁移，大连逐步进入郊区化的初期阶段；该阶段迁居行为机制上表现为企业与政府组织下的被动性的迁居行为（柴彦威，周一星，2000）。冯健等基于2002年北京城市居民的1000份调查问卷，发现北京城市居民存在较高的迁移流动性，而且以近郊区为最高、中心区次之、远郊区最低，反映出典型的“近域郊区化”发展特征，迁居方向反映出本地城市化和离心的郊区化的特征，单位福利分房和原居住地拆迁是居民迁居的主要原因；而第二住宅主要用于商业出租、其他用途以及老家父母或亲戚居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季节性郊区化特点（冯健，周一星，2004）。刘望保等基于2001年和2005年在广州市进行的家庭住房问卷调查，分析了广州市居民的迁移空间特征和方向特征。研究发现以老城区向外围区的迁移为主，而且比重上升非常快，体现了居住郊区化的特征。并且，通过进一步将居住迁移方向与住房产权转换和住房性质关联起来进行统计，该研究还发现中国城市郊区化与住房自置率的提高有关，住房价格的区域差异是促进郊区化的内在动力之一；此外，为追求较低的开发成本，工作单位和房管局选择外围区建设住房也成为郊区化的内在动力之一（刘望保等，2007）。

另外，学者对于不同群体的居住决策进行了分析，指出在郊区化过程中，由于个体差异和偏好，居住郊区化在不同群体间具有空间差异性。例如，刘旺等对于北京市万科青青家园社区的调查表明，年轻型家庭居住区位的选择不再指向市中心，而是向郊区方向外移，表明居住郊区化更加具有年轻化的特征（刘旺，张文忠，2006）。柴彦威等（2009，2010）对北京典型单位社区居民迁居行为的研究表明，在家庭和工作需求的动力与环境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单位内部的高收入居民迁出单位社区，依据居住偏好迁入郊区的商品房社区，成为城市郊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柴彦威，陈零极，2009；塔娜，柴彦威，2010）。

2）职住关系与通勤

伴随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单位制度的解体、郊区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空间扩张等过程，计划经济时期以单位为基本地域单元的、“职住接近”的城市空间布局被逐渐打破。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在郊区化的过程中，中国城市居民的通勤距离和时间显著增加，并导致交通问题的产生以及城市通勤空间类型的显著变化（Yang，2006；柴彦威等，2002；Wang and Chai，2009）。

柴彦威等基于天津、大连、深圳、北京等城市的活动日志调查，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基本特征进行描述，发现2000年左右中国城市通勤空间以中短距离通勤为主，市区边缘地区通勤距离较市中心更加集中，反映了产业郊区化与人口郊区化的不同步现象（柴彦威等，2002）。冯健等（2004）通过问卷调查实证了郊区化背景下，北京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现象十分普遍，居民在城市内部的迁居过程中伴随着短时间（30分钟以内）通勤的减少与中等时间（30分钟至2小时）通勤的增加；并且城区居民的职住分离状况较近郊区居民更为明显（冯健，周一星，2004）。孟斌等发现北京市存在比较严重的职住分离问题，平均单程通勤时间为38分钟，比较北京市中心区与郊区的通勤距离，发现城市中心区域职住分离情况好于郊区，在郊区中重点开发的卫星城镇职住分离不明显，大型居住区职住分离严重（孟斌，2009）。李强等（2007）对北京两个郊区大型居住区（回龙观与天通苑）居民迁居前后通勤行为的变化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居住郊区化过程中发生了职住分离的现象，并且郊区居民通勤距离与通勤时间显著增加（李强，李晓林，2007）。宋金平等通过对郊区居民通勤行为的分析实证了居住郊区化背景下北京市存在着居住与就业空间错位现象（宋金平等，2007）。(www.xing528.com)

3）购物行为及其演变

消费者的购物行为研究成为了商业郊区化研究的突破口。仵宗卿等通过在天津市的购物行为问卷调查，发现2000年左右天津市的商业离心化现象还不明显，副市级或大型区域级的商业中心没有最终形成（仵宗卿等，2001）。柴彦威等通过在深圳、北京与上海等城市实施居民消费行为的问卷调查与访谈，构建不同类型商品的购物出行等级，从消费者行为的角度把握以中心地为基础的城市商业中心体系的演变，发现新世纪以来大都市的商业空间等级结构开始呈现扁平化和多中心化，郊区商业中心开始发育（柴彦威等，2010）。冯健等对城市居民的购物行为及其变化进行大量的问卷调查，从消费者行为活动入手分析了1995—2005年基于认知距离的北京市居民购物行为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及其影响机制，从微观居民行为的角度透视城市商业空间的演变格局，发现超市和区域性购物中心的作用在加强，传统商业中心区的垄断地位在弱化，商业多中心化和郊区化成为普遍趋势（冯健等，2007；陈秀欣，冯健，2009）。

也有学者关注郊区消费者的购物行为，龙韬等以北京市民消费行为问卷调查为基础，分析了北京居民对郊区大型购物中心——金源时代购物中心的利用特征，发现专业人员与公司白领、年轻女性和带小孩的中年夫妇是其主要消费人群，提出郊区大型购物中心的出现显著改变了附近居民的消费空间选择（龙韬，柴彦威，2006）。王德等通过对上海市郊区不同类型居民购物行为的比较，发现郊区商业设施的使用人群更加集中在居住时间长、工作在郊区、中低收入的人群，指出在郊区化的不同阶段商业设施的类型和布局随居民行为的改变而重新调整（王德等，2011）。

4）郊区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

柴彦威提出了“生活空间的郊区化”概念，认为分析郊区居民日常活动类型及活动空间结构，并同中心市进行比较考察，能看出郊区生活空间的形成阶段，而对于郊区而言，只有达到了生活空间的郊区化，才能说是郊区次中心的真正形成（柴彦威，1996）。

颜亚宁基于2007年北京的活动日志数据，对郊区居民的日常活动空间进行了全面的刻画，包括郊区居民上班、购物、休闲行为的一般性特征，郊区居民整日外出的活动模式，并对不同群体的日常活动空间进行了刻画（颜亚宁，2009）。李斐然等基于调查问卷和一手访谈资料，以北京市郊区回龙观居住区为案例，探讨了包括居住空间、工作空间、购物空间和游憩空间在内的郊区居民生活空间，及其在2001—2010年十年间的变化，研究表明以回龙观为代表的郊区大型居住区在形成居住空间郊区化、商业和休闲空间的分散化和多中心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回龙观的社区职能由单纯卧城向综合型社区演变的过程中，居民不同类型的生活空间之间存在相互影响（李斐然等，2013）。已有研究侧重对汇总的郊区居民生活空间进行特征描述，在汇总的过程中掩盖了个体的独特性，因此无法揭示郊区居民日常活动空间的内在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