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郊区活动空间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吴缚龙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中国的城市化以及城市转型过程进行了研究，认为城市作为一个新兴的转型中的市场，使中国政府将城市化视为经济崛起的重要渠道，城市的特殊性被用作资本累积的手段，同时也是社会转型的媒介（吴缚龙，2002，2008）。1978年以来，中国的资本累积模式发生改变，并把城市空间纳入了其扩大再生产的体系中。而中国以城市为中心的累积体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类似，亦是依靠城市建成环境来吸纳资本以避免过度积累的危机（Brenner and Theodore，2002）。在城市转型的过程中，房地产市场开始兴起，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单调均一”的积累方式以及均质的景观，重新分割以单位为基础的生产与再生产空间。于是在郊区兴起了各种豪宅，作为空间生产的逻辑产物，成为住房消费市场上的地标。而居住也已超越了单单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意义，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一环。同时，正是由于城市被置于积累机制的核心，造成了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的激烈竞争，使得将城市建成环境作为吸纳资本媒介的策略不断扩大化，郊区新城建设如火如荼。如是，物质建成环境日益成为克服国家领导的工业化积累缺陷的手段（吴缚龙等，2007；吴缚龙，2008）。

吴缚龙认为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必然带来中国地方政府角色与管制的变化（Wu，2002）。发展地方经济、增强城市竞争力成为地方政府的中心任务，政府的企业化倾向更加显著，企业化的管制被广泛采用（Wu，2002）。沈洁和吴缚龙以上海市松江新城的泰晤士小镇为案例进行研究，指出这种在郊区为高收入阶层打造的英式小镇，就是地方政府企业化管制策略的表现，是在上海市“十五”期间“一城九镇”建设的背景下，为了刺激当地发展，构建宜居城市的形象，地方政府利用文化和娱乐要素进行的提升策略，并指出这种郊区高档居住区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和购买者，但并未吸引太多居民入住（Shen and Wu，2012）。(www.xing528.com)

吴缚龙还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解释在中国郊区出现的门禁社区，他利用“俱乐部消费”（club of consumption）和“安全性话语”（discourse of fear）两种理论分析中国从单位制向门禁社区的转型，认为尽管大门作为一种实体形式在中国由来已久，但是其意义发生了转变，在社会主义时代，门禁强化了国家组织的集体消费，而在后社会主义阶段，门禁则代表了国家一定程度上退出对公共物品供给后出现的消费俱乐部（Wu，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