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郊区活动空间的地理学视角

中国城市地理学视角下的郊区研究最早是从介绍西方郊区化的现象、总结其研究方法开始的，相关成果非常丰富，尤其在对于郊区化的探讨与实证研究方面（冯健，2001）。

1）中国城市郊区的地域划分

早在西周时期的《周礼·地官·载师》中就已有“邑外为郊，离城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郊”和“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赏田任远郊之地”的记载。顾朝林等人认为郊区的原意是指城市外围地区，它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一个相对城区的概念。在编制城市规划时，郊区用地是指城市规划区的外围，即城市发展需要控制的区域，更具体地说，它是指城市周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事业上与市区有密切联系的区域（顾朝林等，2000）。

在中国的城市地理领域，一直没有形成对于郊区地域统一的划分方法，较为常见的是基于行政区界限和基于城市环形快速路的划分（刘涛，曹广忠，2010）。如周一星在最早进行人口郊区化的研究时，把北京的老城区作为与西方“中心市”相对应的概念，把老城区外围的地区作为郊区（周一星，1996）。在后续的郊区化研究中，周一星还提出有些城市（如沈阳、大连）是“瓜分式”的地域划分，没有现成的中心区地域概念，研究者就需要根据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参考现状的土地等级、人口密度加以确定，有时不得不打破现有的行政区界，以街道办事处为基本单元（周一星，孟延春，1998）。在对于上海的研究中，常常把城市空间地域分为外环线以内的中心城区和外环线以外的郊区（李健，宁越敏，2007）。周一星指出，相对固定的郊区地域划分是为了保证郊区化研究的可比较性，而实际的郊区空间范围，在明确郊区的概念与内涵之前是很难划定的（周一星，2004）。

2）各类要素的郊区化研究

在对郊区地域范围进行划定的基础上，城市地理学者展开了针对各类要素的郊区化研究，本研究分别对需求层面的人口，以及供给层面的住宅、产业、商业、办公业几类要素的郊区化研究进行梳理。

（1）人口郊区化。人口郊区化是最典型的郊区化研究，反映了郊区化要素中的需求层面。学者们利用我国的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及户籍人口统计资料，对北京、上海、沈阳、大连、苏州、杭州、武汉等城市进行了人口郊区化的实证研究（周一星，1992；周一星，1996；宁越敏，邓永成，1996；周一星，孟延春，1997；曹广忠，柴彦威，1998；陈浮，1997；张越，1998；张善余，1999；周敏，1997；冯健，周一星，2002；刘耀彬，白淑军，2002），研究在地域上将城市分为中心区、近郊区、远郊区，对不同区域不同年份人口的变化率进行统计，从而分析人口郊区化的时间与空间特征。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大多数城市在1982—1990年之间出现了人口郊区化，而在1990—2000年之间人口郊区化的趋势有所增强。随着人口分析方法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近年来对于人口郊区化的研究已不仅仅局限于对不同圈层人口变化率的统计和分析，如周春山等利用人口密度等值线、人口密度三维模型等方法对广州市近20年来的人口分布与变化进行了分析（周春山等，2004），高向东和吴文钰结合定量模型和GIS空间分析对1990和2000年上海市人口的分布进行了模拟（高向东，吴文钰，2005）。

（2）住宅郊区化。住宅郊区化的研究与人口郊区化类似，只是用用地数据替代人口普查数据，在内城、近郊、远郊或建成区内外地域划分的基础上，利用住宅用地的统计资料对住宅郊区化的特征进行研究。如刘晓颖对1992至2000年北京市的住宅用地进行了统计，分析了住宅郊区化模式、动力机制，并给出了相关建议（刘晓颖，2001）；张春花等对1983年、1993年、2002年大连市居住区分布进行了对比，分析了大连市居住空间扩散的规律及其机制（张春花等，2005）；马清裕和张文尝则通过对不同年份在售楼盘、新建楼盘等房地产数据的对比分析了北京市居住郊区化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马清裕，张文尝，2006）。

（3）产业郊区化。在郊区化研究的早期，学者们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宏观统计数据或样本企业迁移数据进行工业郊区化的研究。如周一星和孟延春通过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污染扰民和产业结构转换的原因而导致的企业外迁状况，揭示了北京工业外迁的未来趋势；工业郊区化的机制研究则是重点选择了四个外迁企业的样本，通过分析其外迁的过程，揭示企业外迁的内在机理和影响因素（周一星，孟延春，1998；冯健，2001）。当学者们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到土地利用数据后，基于多年份工业用地数据的工业空间布局及其演化成为了工业郊区化的典型研究。如冯健利用1980年、1996年、2000年三个年份杭州市工业用地的数据分析了杭州城市工业郊区化的发展演化及其动力机制（冯健，2002）。1996年和2001年的两次基本单位普查无疑为产业郊区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同时也为产业空间布局及郊区化研究的深化提供了基础，学者们在研究产业空间布局的同时开始利用一些计量模型探索其影响因素及动力机制。如曹广忠和刘涛基于第一、二次基本单位普查的企业数据，从重心迁移的视角考察了北京市制造业空间结构及其演变的宏观趋势，认为多方向疏散的郊区化模式是北京市制造业布局调整的合理选择（曹广忠，刘涛，2007）。贺灿飞等利用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对北京制造业企业、制造业外资企业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反映了北京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制造业企业郊区化的事实，并利用OPM（Ordered Probit Model）分析制造业外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制造业外资企业郊区化的原因（贺灿飞等，2005）。还有一些研究关注特定的影响因素或产业，如高菠阳等通过对1985年度和2004年度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分析，研究了北京制造业郊区化的特征，并试图揭示土地制度变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高菠阳等，2010）。毕秀晶等基于2003年和2009年的上海软件企业名录，利用GIS、社会网络分析、泊松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了上海大都市区软件产业的空间分布、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发现企业集聚空间向郊区偏移，企业迁移空间指向表现出明显的郊区化趋势，不同类型企业郊区化的特征不同，以嵌入式软件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呈现出向远郊区扩散的特征（毕秀晶等，2011）。(www.xing528.com)

（4）商业郊区化。相对于住宅和产业的郊区化，商业郊区化的研究发展迟缓。罗彦和周春山分析了我国商业郊区化及研究发展迟缓的原因，认为商业郊区化发展迟缓的原因在于商业的发展机制造成其很少会从商业中心地区撤出，商业的付租能力强造成中心商业区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城市更新和老城区的再开发则阻止了商业郊区化的势头，我国的小汽车消费比例不高阻止了商业郊区化的发展；而商业郊区化研究迟缓的原因在于对于郊区化概念的争议、适当研究方法的缺乏和数据获取的困难，同时商业郊区化的业态分异性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罗彦，周春山，2004）。王琳等认为尽管我国的一些大城市已经出现了商业郊区化的现象，但商业郊区化大大迟滞于人口郊区化进程，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带来很多不便，并提出了指导商业郊区化科学、合理发展的对策（王琳等，2004）。

（5）办公业郊区化。随着近年来办公业在郊区的发展，有学者开始了办公业郊区化的研究。张景秋等通过对北京城市写字楼2009年调研数据的空间统计，研究北京市办公业的空间格局演变及其模式，得出北京城市写字楼的空间分布经历了分散－集中－分散的过程，2005年前后，写字楼沿交通干线向外扩散，交通的轴向带动作用明显，亚运村、上地及远郊亦庄开发区等区域的办公业有所发展（张景秋等，2010）。

3）郊区化过程中各要素间的关系

（1）人口郊区化与住宅郊区化。居住空间的郊区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口的郊区化，但由于二者侧重不同，有学者将人口与居住的郊区化联系起来进行互动效应的研究。蒋达强将人口郊区化与城市住宅空间布局、商品住宅价格的空间分异进行关联研究，利用人口分布的发展趋势对房地产业的未来发展进行了预测（蒋达强，2002）。刘长岐等利用“四普”和“五普”数据，分析了北京市人口分布现状和变化特征及居住用地的空间分布变化，指出人口郊区化与居住用地的空间扩展过程是一种互动的效应关系（刘长岐等，2003）。

（2）人口郊区化与产业郊区化。工业的郊区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口郊区化的动因之一，因此，有学者将人口的郊区化与产业的郊区化放在一起进行讨论，如周一星和孟延春把产业结构的调整作为沈阳市人口郊区化的重要动因（周一星，孟延春，1997）。张善余认为上海市产业结构大幅度的“退二进三”以及工业布局重心向郊区的转移对人口的郊区化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张善余，2001）。贺灿飞和朱晟君在利用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进行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引入了一系列劳动力相关的变量（如劳动力投入强度、就业教育机构等），指出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集中在郊县（贺灿飞，朱晟君，2007）。

（3）人口郊区化与商业郊区化。周尚意等刻画出1991—2000年北京市城区人口分布的变化，并通过人口重心公式的转化使用，计算了同期城区大中型商场分布的变化。研究发现，在北京市由向心集聚型向离心分散型过渡的阶段，城区大中型商场的重心移动与人口重心移动方向基本一致，但是时间上存在大约2年的滞后，并分析得出人口郊区化对大中型商场分布郊区化有一个正向带动，同时大中型商场重心的偏移对人口的分布也有较大影响（周尚意等，2003）。

4）郊区城市化研究

也有部分研究聚焦郊区，从功能主义视角探讨郊区城市化以及卫星城、开发区、郊区新城的发展，及其对郊区化的影响。如张水清和杜德斌对上海市郊区城市化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新城建设、中心镇建设与中心村建设等三种郊区城市化模式（张水清，杜德斌，2001）。郑国和周一星利用实际调查和深度访谈资料，分析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北京郊区化的影响，指出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成为城市郊区化的重要载体，吸引了区位竞争力较强的郊区化企业和居民，促进了城市的远域郊区化和郊区化的空间分异（郑国，周一星，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