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美国普遍经历了以低密度郊区化蔓延为主要外在特征的增长阶段,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郊区疯长”之后,这种发展模式的不经济性、生态与环境的不可持续性、对内城的伤害以及对城市结构的瓦解作用、对社会生活的侵蚀效应已日益凸显,出现了增长的危机。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这种发展模式提出批评与质疑,最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对郊区化增长模式的批评反思浪潮,其中包括广为人知的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王慧,2003;王丹,王士君,2007)。
新城市主义起源于建筑设计师群体,而于1996年发布的新城市主义宪章更为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提供了具体指导,这也就决定了新城市主义的视角与基本思维逻辑。对于新城市主义者而言,郊区通常是位于独立地段,由独栋住宅组成的,以中产阶级为主的低密度均质居住社区,是低密度蔓延的代名词与可持续发展的对立面(Duany et al,2001;Atkinson-Palombo,2010)。
新城市主义者旗帜鲜明地向郊区化无序蔓延“宣战”,认为发生在大城市内城、郊区及自然环境中的一系列困扰当今城市的社会问题,例如城市效率低下、内城衰退、社会生活质量退化、日益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贫富隔离与种族藩篱、环境恶化、农田与原野的消失、建筑遗产损毁等,都是内在相互联系着的,这些问题的产生固然有着更广阔复杂的背景因素,但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归咎到二战之后几十年来郊区化无序蔓延这种增长方式,而错误的政策及不合理的规划设计思维是导致无序蔓延的症结所在(Calthorpe,1993)。(www.xing528.com)
新城市主义者以作郊区化蔓延的“终结者”为己任,将“整合重构松散的郊区使之成为真正的邻里社区及多样化的地区”作为明确的任务。他们强调协调良好的物质环境,试图通过改进城市决策、规划、设计去解决所存在的问题,倡导回归“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思想,重塑多样性、人性化、社区感的城镇生活氛围,并提出了“传统邻里发展模式”(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TND)和“公交主导发展模式”(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TOD),以及紧凑、适宜步行、功能复合、可支付性以及珍视环境等新城市主义规划设计的基本特点(Calthorpe,1993;Dutton,2001)。他们的言论思想得到了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与响应,极大地推动了全社会对于郊区蔓延以及城市与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成为一场有着众多业内精英及各界人士投身参与致力推行的现实运动,其影响远远超越了城市规划与城市研究范畴。
1980年代之后,美国郊区的住宅形式变得更加混合化,并且继人口郊区化后出现的工业郊区化、零售业郊区化、办公业郊区化等浪潮使得郊区的景观和职能发生了改变,居住、制造业、服务业、农业、停车场和空闲用地混杂在一起(柴彦威,1995;石忆邵,张翔,1997)。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领域的学者开始对郊区的建成环境重新进行思考,规划师科特金甚至提出了与新城市主义相对应的“新郊区主义”(new suburbanism),并将美国的新郊区主义发展模式归纳为三种,包括传统郊区中心复兴模式、生产型郊区中心再造模式和绿地村镇发展模式(Kotkin,2005)。阿特金森使用量化方法对美国的郊区进行了分类,刻画了郊区结构和功能的变化,认为郊区已经偏离了低密度蔓延和以居住功能为主的传统发展模式,并指出美国近三分之二的郊区出现了密集化发展的倾向,对新郊区主义的模式进行了验证(Atkinson-Palombo,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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