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界的水门事件及涂色老鼠案件

1974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宣布辞职，一时举世震惊，美国公众对于政界的信任度急剧下降。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同一年，一向受人尊敬的科学界也曝出特大丑闻。遐迩闻名的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研究人员萨默林（W.Summerlin）给实验老鼠涂色，通过卑劣的欺骗手段为自己从事的皮肤移植研究提供“证据”。萨默林事件引起了学术界强烈震动，许多报刊将这件丑闻称作“美国科学界的水门事件”。

萨默林1939年出生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一个小城镇，早年在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就读医学专业，毕业后，先后在得克萨斯州的一家医院做外科实习医生，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做了4年的皮肤科住院医生。在斯坦福期间，萨默林着手从事皮肤的生物化学研究，虽然他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但苦于弄不到科研经费，无法按照自己的思路开展研究。1971年夏天，他来到了明尼苏达大学，加入了古德（Robert Good）负责的免疫学研究团队。

古德是美国声名显赫的医学家，尤其在免疫学领域独树一帜。1973年3月《时代》周刊曾经把古德作为其封面人物，详细介绍了他在免疫学方面的卓著成就。古德还是一位具有很强组织能力的实验室主任。在5年时间里，他与别人联名发表了将近700篇学术论文。当然，这项业绩凝集着他手下一大批研究人员的辛勤汗水。古德习惯了在他手下撰写的论文中署上自己的名字，不过，作为一个部门的头头，他与合作者们的接触并不多。他常常外出旅行，而当在学校时，手下几十号人则争着找他，希望能得到他的关注。萨默林来到古德实验室不久，古德带着他手下的50个研究人员离开了明尼苏达大学，应邀赴纽约接任了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的所长职位，成为那里科研工作的最高领导。

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是由著名慈善家斯隆于1945年捐资创建的。1960年，该研究所与纽约癌症医院合并，成为教学、科研和医疗“三位一体”的大型医学中心。这里设备先进、资金雄厚、人才济济，成为世界上癌症研究和治疗的前沿阵地，其优越的科研环境更像磁铁般地吸引着许多科学精英来此一展身手。但在那几年，研究所的科研水平和学术声誉曾一度下滑。古德受命于临危之际，背负着很大的压力。萨默林跟随古德来到了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从此成为一个专职的研究人员。尽管古德仍然还在萨默林撰写的论文上署名，但是萨默林也在谋求经济上的独立，富裕的科研经费激励着他继续从事器官移植研究中他自以为已有的突破性的工作。

众所周知，器官移植面临的一大科学难题就是排异反应。将某个人（供体）的器官移植到另一个人（受体）身上时，通常会出现免疫排异反应：受体的免疫系统会识别出外来的器官不属于自己，而是入侵者的，从而会试图消灭它。这是因为在人体每个细胞的表面都存在一组独特的组织相容性抗原HLA，免疫系统能够分辨HLA是属于自身的还是外来的，那些带着外来的HLA的细胞将被免疫细胞杀死。因此在做器官移植时，除了要尽量让供体与受体的HLA配型较好外，还要设法抑制免疫排异反应。

1973年3月，在由美国癌症学会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萨默林声称，把器官从供体分离出来后，在移植之前先放在营养液中泡一周左右，将会使其细胞丧失一部分HLA，因此能大大减轻移植后的排异反应。他宣布，用这种方法对两只没有基因关系的老鼠进行了实验，成功地将黑色老鼠的皮肤移植到了一只白色老鼠的身上。

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在第三栏的醒目标题下刊登了一条激动人心的消息：“实验室的发现可能帮助解决器官移植问题”。一夜之间，萨默林从默默无闻的小字辈一下子跃升为大名鼎鼎的科学明星。之后，萨默林申请了一份可运行5年的高达131 564美元的科研经费。

尽管新闻媒体做了宣传报道，萨默林在学术会议上也做了动人的演讲，但其他研究人员怎么也重复不了他的实验结果。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有位免疫学专家被专门指派过来重复萨默林的实验，同样毫无结果。于是，人们不得不对萨默林的工作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扮演着这项研究的学术支持人角色的古德则凭借他本人的地位和声望，说服了一些同行，但最难办的是说服英国著名免疫学家梅达沃。

梅达沃曾因器官移植的出色研究而荣膺了196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也是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董事会的成员。其实，梅达沃对萨默林的研究极感兴趣，但他和他的同事按照萨默林的方法重复实验，却无论如何都得不到萨默林所宣称的结果。梅达沃有一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拗劲，他一定要找出问题的答案。

1973年10月，萨默林在向董事会报告他关于角膜移植的工作时，向与会者展示了一只据他说双眼已经做过角膜移植的兔子。正像梅达沃后来描述的那样：“这只兔子的眼睛透明度很好，它看着董事会成员时，眼光笔直而坚定，这样的凝视只有知觉完全清醒的兔子才能做到。我不相信这只兔子接受过任何移植，这倒不是角膜的透明度完好无损，而是因为角膜周围那圈血管分布根本就没被动过。可是在当时我没有勇气指出我认为我们都上了当。”

后来，古德也开始对萨默林的研究成果将信将疑，他让萨默林实验室中的一位研究人员撰写一篇报告，宣布萨默林的某些实验无法重复。此时，萨默林很紧张，但他仍然企图蒙骗过关。他在去古德办公室的途中，用一支书写标签用的黑色毡制粗头笔，在一只白鼠的皮肤涂上了几个黑块，以此假冒新移植的黑鼠皮肤。遗憾的是，古德并没有注意到萨默林暗地里做的这些手脚，再次上当受骗，他考虑撤销那份报告。但是，当这两只老鼠被送到高级实验室助理马丁的手里时，这位细心的助理发现那只白鼠的黑色植皮有点异样，他用酒精清洗之后，白鼠身上这些所谓的黑色植皮竟然变成了白色。马丁迅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古德。

医学实验造假行为可耻

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成立了由6位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来专门负责审查萨默林的工作及其造假嫌疑。通过对17位相关人员的电话质询和面谈，调查委员会获得了可靠的宣誓书和书面声明，并向萨默林做了大约8个小时的谈话。调查结果认定了萨默林在科研中的学术不端行为，萨默林立即遭到停职处理，他的学术造假行为在一场新闻发布会后大白于天下。萨默林最终被逐出医学界，不得返回。调查委员会认为，对萨默林事件，尤其是在萨默林的实验结果尚未被充分证实之前，就允许媒体大肆宣扬，在这个问题上，古德应负有一定的责任。调查委员会还指出：“几位调查人员在重复萨默林的实验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们指出萨默林不诚实，而古德对此却置若罔闻。”

作为萨默林的导师和上级，古德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和指责。不过，尽管调查委员会也和风细雨地指责了古德，但他们最终还是以某些理由原谅了他，比如说，像他这样一个身居高位、公务繁忙的行政官员不可能去监督一个下级同事，以及“通常相信合作者是诚实和可信赖的”这一点很难使他想到“造假”这个字眼。古德并没有辞职，到了1985年，他成为佛罗里达州圣彼得斯堡市儿童医院的主任医生，并且在南佛罗里达大学做研究教授。(www.xing528.com)

据说科学家有句行话：“要么公开成果，要么消失于无形。”话虽说得绝对，却也反映出科学家们想要赢得荣誉和博取同行尊敬的欲望是多么的强烈，他们身处的竞争体制又是多么的残酷。在这一点上，萨默林多少还是有一些值得同情的。但不管怎样，造假行为乃是对科学的玷污，对真理的背叛，是不能被原谅的丑恶行径。

事情总有两个方面，正是萨默林事件促进了美国科学界对科研体制、学术道德的反思和建设。就在当年，美国国会便提出要求：所有接受国家科研基金资助的研究机构均要建立科研伦理评价委员会，一整套关于科研道德规范的制度开始逐步形成，这也许是“美国科学界的水门事件”留给我们的最好遗产吧。

【点评】

科学理论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客观真理性是科学理论最根本的特征。客观事物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构成科学理论的概念、判断和结论都是对客观规律的抽象与概括。科学理论的客观真理性要求建立理论所凭借的材料是真实可靠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是能够重复的。科学知识不同于其他知识，具有实证性，它是由职业化、专业化的学者，一般称为“科学家”的人进行生产的。这些科学家不断检验着彼此的工作，剔除那些不可靠的东西，充实经过验证的结果，而这些结果都是建立在实验事实基础之上的。

实验材料、原始数据是研究结论正确与否的基本前提和依据，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实事求是、尊重第一手材料是科学研究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科学精神的基本要求。然而，在现实的科学研究中，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有些人或急功近利，或为了使结果支持自己的假设，或为了附和某些已有的研究结果，不以或不完全以实际观察和实验中所取得的真实数据作为得到理论或验证假说的依据，而是用主观取舍、篡改甚至编造数据（包括可数量化的图表、曲线等）等手段有意偏离真实情况，以“人为的成果”作为研究的成果并公开发表。

编造原始数据是科学活动中极其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背叛真理的人们》一书的作者布罗德和韦德指出：“全盘编造这样的事件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极为罕见的，编造科研数据的那些人很可能是从修改原始实验结果这类罪行轻得多的小事开始着手并得手的。修改数据这种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在科研中大概绝非少见。”与其他科研领域相比，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使生物医学领域成为学术不端行为的高发地带，造假手段往往更为卑劣而又隐蔽，分清生物医学研究中无意的失误和有意地造假也变得更为困难。别人重复不出来的实验结果虽然值得质疑，但是未必就一定意味着有假，或许是实验条件存在细微差异，或许是样品受污染等无意失误。因此，造假行为很容易被掩盖，造假者也不难找到为自己辩护的借口。但是一个人一旦尝到了造假甜头，往往还会铤而走险，并且手段越来越简单拙劣，越来越肆无忌惮，也就会有彻底败露的一天。

一般来讲，科学丑闻一旦曝光，直接造假者都会受到相应惩罚，甚至被驱逐出科学殿堂，像本案例中的萨默林。但对萨默林的导师或上级合作者的处理则不甚相同。这些科学名流头顶光环，他们仍可在科学界继续待下去。布罗德和韦德在论及萨默林学术造假事件时曾写道：“当发现徒弟在不知羞耻地玩弄数据时，受其影响的研究所常常感到有责任派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案件。这种委员会很少会离开原先定好的调子工作。他们的主要作用是使外界相信，研究所的科学机制是没有问题的。虽然在形式上实验室头头也会受到敲打手指关节那样的惩罚，但真正受到责备的常常还是犯了错误的徒弟。因为他已经被人（常常是与他一起工作的徒弟，而不是繁忙的老板）当场抓获，所以他别无选择，只能做命中注定的替罪羊，不但要为自己的而且要为所有人的罪过受罚。”科学史学家贾德森在谈及学术论文的署名问题时，也曾以本案例中的古德为例。古德一生署名发表论文两千多篇，其中包括多篇与萨默林合作的论文，这些论文为他带来了巨大声誉。古德成了美国科学院院士、骨髓移植手术的先驱者，曾在1970年获得生物医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拉斯卡奖，1973年3月甚至成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但当他的弟子萨默林学术造假的丑闻暴露出来后，他却以“不知情”（他确实是不知情）而逃脱了责任。但在他用署名的两千多篇论文去争得名誉和地位时，他就从不会说对其中的哪篇论文“不知情”。贾德森认为：“科学论文的每一个作者都要对论文的所有内容负责。”对因共同署名已获得了巨大利益的科学名家来说，尤其应当如此吧。

参考文献

［1］贾德森著.张铁梅，徐国强译.大背叛：科学中的欺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2］布罗德，韦德著.朱进宁，方玉珍译.背叛真理的人们：科学殿堂中的弄虚作假［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

［3］中国科学院.科研活动道德规范读本（试用本）［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刘学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