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学术道德案例教育读本：黄禹锡事件及反思

2016年，距离黄禹锡事件已经过去十多年，除了个别学者的文章在科研诚信发展过程中提及此人，很多人都已经淡忘了这个人。但是2005年前后，黄禹锡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和讨论。对于他的造假行为的认识、揭露以及处理，以及这个人命运如何都成为科学史上一个无法绕行的话题。所以，非常有必要回到这件事情本身。

先看黄禹锡其人。黄禹锡，1952年生，韩国著名生物科学家，出生于忠清南道扶余郡，是个农民家庭的孩子，5岁丧父。他刻苦好学，后来任职于首尔大学兽医学院首席教授。他主要从事干细胞的研究。在事发之前，他的科研生涯可谓发展得顺风顺水，并成为“克隆先锋”。他的主要科研成果是：1995年研制出超级乳牛、1999年培育出全球首只克隆牛、2004年培育出首只克隆狗“斯纳皮”。

再看抄袭事件的经过。2004年和2005年，他所在的研究团队先后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宣布成功利用11名不同疾病患者身上的体细胞克隆出早期胚胎，并从中提取了11个干细胞。但是2005年12月6日，围绕黄禹锡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的照片产生争议，争论的核心是照片中的胚胎干细胞有相同或相似之处。12月10日，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的一名韩国籍教授披露，研究员夏腾按照黄禹锡教授的指示，将2张干细胞照片复制成11张。面对这种指控，12月11日，黄禹锡主动提出对其论文的真伪进行验证的要求。12月13日，美国匹兹堡大学称，夏腾要求在论文的共同作者中删除他的名字，并劝黄禹锡等作者撤回论文。12月15日，黄禹锡承认干细胞研究成果系伪造，2005年在《科学》发表的论文中的干细胞其实不存在。12月16日，黄禹锡请求《科学》撤销论文，随即提出辞去首尔大学教授之职，并就造假事件向外界道歉。但是这件事情继续在发酵。韩国文化广播公司新闻节目《PD手册》报道黄禹锡在研究过程中“取用研究员的卵子”的丑闻。

面对上述指控，首尔大学成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调查持续了3年多时间。2009年，调查有了基本的结论。负责调查黄禹锡造假事件的首尔国立大学调查委员会卢贞惠处长在记者会上宣布了调查结果：这不是一起单纯的失误，而是蓄意造假的重大事件。经调查核实，在黄禹锡教授论文所指的11个克隆胚胎干细胞系中，有9个是伪造。2009年10月26日，韩国法院裁定，黄禹锡侵吞政府研究经费、非法买卖卵子罪成立，被判2年徒刑，缓刑3年。这件事情也得到了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的认可。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称，两名黄禹锡科研组的成员曾在2009年11月访美期间交给指责黄禹锡研究中有造假行为的金善钟3万美元。而后者则一度在这两人的陪同下收回了自己曾经对黄禹锡的造假指控。首尔国立大学公布报告确认研究组的两名女研究人员提供了卵子，研究组向卵子提供者支付了150万韩元。

后续发展。2009—2011年，黄禹锡成为韩国的耻辱，成为世界学术界分析的反面案例。

【点评】

黄禹锡事件影响力很大，不同国家的学者都将其作为学术行为研究反思的起点，用于反思本国科研道德、学术诚信方面的问题，甚至可以将其看作是科学发展史的分水岭。2014年，韩国上映了以黄禹锡事件为主题的电影《举报人》，说明了韩国人对于此事难以释怀。这部电影旨在再现这段历史，影片重点突出的不是造假者内心的过程，而是媒体人与团队成员共同促使谎言被揭穿的复杂过程。媒体人的职业要求——追求真相与研究者的道德良知——追求真理共同使得两人揭开造假真相，在揭开真相的过程中，遭遇到很多压力和复杂情况，但最终善战胜了恶。

的确，我们面对这一事件，首先应该意识到黄禹锡本人所出现的错误，这是每一位看到此案例的人都要意识到的。如果仅仅从2005—2009年这5年时间看黄禹锡，一个很明显的道德事件向我们展示出来：黄禹锡至少在3个方面出现了问题，即论文数据造假（11个干细胞，9个系伪造）、违反科研伦理（花费150万韩元向研究组的女性研究人员购买卵子）、滥用经费（金善钟收取3万美元收回造假指控、花费150万韩元购买卵子）。这些问题之所以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学术研究的真理心被名利心完全遮蔽，正如黄禹锡本人所指出的：“我们当时为工作而疯狂，看不见其他任何一样东西。我眼中只有韩国高居世界第一的希望。”可以说，这种心态最终导致了这样一个恶果。在事情暴露之后，他也受到了相应的惩处：论文被撤稿、从首尔大学辞职、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最高科学家头衔被取消。

当然，黄禹锡事件的启发不仅在于抄袭事件本身，还在于需要我们关注的地方。我们之所以说这一事件是科学发展史的分水岭，是因为他让很多国家开始注意到学术研究制度、机制等方面的完善。2009年之后，中国、美国、德国等国家开始完善相应制度、建立相应的机构来应对学术不端行为，以纯化学术研究氛围。(www.xing528.com)

有时候，学术不端行为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道德事件，而是社会事件。正如《举报人》所展现的：揭开学术造假行为的过程是艰难的，并非一帆风顺。如果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来分析黄禹锡事件的过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ANT理论由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提出，旨在分析科学知识的社会构成，行动者是指包括人与非人因素对于事件本身的影响。在黄禹锡学术不端这一事件中，属人行动者如黄禹锡本人、合伙人、揭发者、记者、公众等；非人因素如数据、实验材料、实验室、媒体、电影等因素。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黄禹锡事件的形成。从黄禹锡本人来说，其本人存在提议验证、承认造假、提出辞职等行为；从合伙人角度看，存在接受贿赂、撤销指控等行为；从其所在学校来说，存在开始调查、公布结果和处理当事人等行为；从期刊角度来看，存在开始调查、公布结果、撤销文章等行为；从媒体角度来看，存在新闻跟踪、深度挖掘等行为。整个事件是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发酵而成。所以，当我们站在道德角度来分析这一行为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事件自身的复杂性质。

所以，黄禹锡事件有很多值得继续思考的地方，它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个单独的造假事件。

参考文献

［1］Saunders R，Savulescu J（2008）Research ethics and lessons from Hwanggate：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Korean cloning fraud？［J］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34：214-221.

［2］黄小茹.社会情境中的干细胞伦理争议与处理——以“黄禹锡事件”为例［J］.中国软科学，2014（2）：70—76.

［3］李怀祖，郭菊娥，王磊.韩国黄禹锡事件处理对我国学风建设的启示［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82—83.

（杨庆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