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拉德：核物理学家致力于和平，抗核武器

美国核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在20世纪30年代认识到“中子链式反应”的研究会导致具有毁灭性能力“原子弹”的发明，他担心核物理学家的有关研究成果被法西斯希特勒所掌握。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到英国、美国和法国，游说这些国家的政府和核物理学家注意成果的保密，以防流入德国之手。在这种努力失败之后，西拉德于1940年前后建议爱因斯坦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两封信，建议美国政府进行原子弹研制，这就导致了美国著名的“曼哈顿计划”的产生，并于1945年3月先于德国研制成原子弹。

1945年3月，原子弹的研制即将完成。届时，反法西斯战争已近尾声。美、英、苏的部队已在德国本土上对希特勒进行战略反攻，看来原子弹来不及用于欧洲战争了，这时美国陆军部准备将原子弹用于对日本的战争。事实上，当时日本的战败已成定局，鉴于这种形势，西拉德认为是否在战场上使用原子弹，美国政府应采取慎重态度，不然的话会在世界上引起核军备竞赛。于是他写了一份“备忘录”托爱因斯坦推荐给总统罗斯福。在这份备忘录中，西拉德指出：“我们面临的最现实的危险是我们的原子弹‘显示’之后，可能会使美苏陷入生产这种武器的竞争之中。我们必须预料到，有些国家只要付出大约5亿美元的代价就能在6年之内积累相当于1 000万吨TNT的原子弹。6年之后我们的大多数主要城市就可能在一次突然的核袭击之下完全毁灭，其居民也将全部死去。”抱着这种社会责任感，西拉德想面见罗斯福，亲自向他陈述自己的见解。遗憾的是，信件送达白宫之后不久罗斯福总统就去世了。

西拉德

西拉德和爱因斯坦

1945年6月6日，美国陆军部正式认定：“应尽可能快地把原子弹用于对付日本，应在无预先警告武器性质的情况下使用原子弹。”部分参加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在获悉此意见后大为震惊。6月11日由弗朗克、西拉德等7人起草了一份致陆军部长的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对待核能与对待物理学领域的所有其他进展不同，其唯一原因是，核能在和平期间可能被当作政治压力，在战争中可能造成突发性毁灭。介入此计划的科学家并不冒昧地以谈论国内和国际政策问题的权威来讲话，然而过去5年来发生的事件却把我们推向一种地位：我们这一小部分公民了解到这个国家的安全以及其他所有国家未来所面临的严峻危险，而人类的其余部分却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因此我们感到有责任紧迫地指出，对因掌握了核能而出现的政治问题的全部严重性加以认识，采取适当的步骤来研究这些问题并为必要的决定做准备。”“我们确信，过早地不预先宣布就用原子弹来打击日本的想法是不明智的。如果美国真的首先使用了这种新的、不加区别地毁灭人类的武器，他就要失掉全世界公众的支持。加速军备竞赛，破坏了达成将来控制这种武器的国际协议的可能性。”

报告送到陆军部之后，军部仍然维持原来的决定。西拉德出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于1945年7月3日起草了一份“致美国总统的请愿书”，递交总统杜鲁门，共有63位著名科学家在上面签名。他们在请愿书上写道：“战争马上就要胜利地结束了，用原子弹来毁灭日本的城市可以作为一个很有效的战争手段。然而我们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这样来打击日本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相信，在战争的现阶段，美国不应当依赖于使用原子弹，至少在公开宣布要强迫日本接受的战后条件并给日本一个投降机会之前不应该这样做。”

“原子弹主要是一种无情地毁灭城市的方法。一旦它们作为战争工具被使用了，那么要想长期阻止使用原子弹的引诱就很困难了。”

“鉴于上面所谈的，我们下面签名的人，恭敬地向您请愿：希望您行使您作为最高司令的权力，命令美国不要在现在的战争中使用原子弹。”

西拉德请愿书中的主要建议并没有被美国政府所采纳。同年7月16日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试验成功。接着，美国于8月6日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广岛，于9月9日又轰炸了长崎。

二战后，西拉德积极参与反对核战争、反对核扩军的运动。1957年7月西拉德参加了第一次“帕格沃什会议”。这是一次著名的反对核战争、反对核扩军的国际科学家会议。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上反对核战争、反对核军备竞赛运动风起云涌，表明西拉德等人反对使用核武器的努力是深得人心的，是正确的、有意义的。(www.xing528.com)

【点评】

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准则是指，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要将科学研究与满足国家和社会需求结合起来，成为科学报国者；在科研活动中珍惜资源，力戒浪费，对社会和公众负责；遵守人类社会和生态的基本伦理，珍惜与尊重自然和生命；更加自觉地规避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承担起对科学技术后果评估的责任；珍惜自己的职业荣誉，避免把科学知识凌驾于其他知识之上，避免科学知识的不恰当运用。

西拉德是奉行责任准则的表率，他在1945年7月之前支持美国原子弹的种种研发活动，是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将原子弹的研发与满足反法西斯战争的需求结合起来；他在1945年7月以后参与反对核战争的种种活动，则是他遵守人类社会和生态的基本伦理，珍惜与尊重自然和生命，规避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承担起对科学技术后果评估的责任，避免科学知识的不恰当应用等负责任的表现。

表率的作用是无穷的，竭尽全力来防止核战争，已经成为有正义感的科学家的共同责任和自觉行为，正如第一次“帕格沃什会议”通过的第3个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相信科学家除了他们的本职工作之外，最大的责任就是竭尽全力来防止战争，帮助建立一种持久的、广泛的和平。他们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公众进行启蒙教育，使他们了解科学的破坏性和创造性潜力；还要寻求一切机会来影响国家政策的形成。”

参考文献

［1］王顺义.具有社会责任的核物理学家西拉德［J］.国防科技，2002（7）：90—92.

［2］尹传红，骆玫.西拉德：原子时代的先知先觉者［J］.知识就是力量，2015（8）：54—57.

（陈敬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