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俞吾金的哲学治学理念：中国学界的精神财富

2014年10月31日凌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资深教授、我国外国哲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俞吾金老师因病与世长辞，全国的学术界同仁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徐英瑾教授作为俞老师的弟子，对于恩师西去的痛楚，感受尤为深切。徐英瑾于1999年正式成为俞门弟子，此后在其指导下连续攻读复旦大学外国哲学专业硕士、博士学位，后留校成为恩师的同事。多年来，徐英瑾在恩师耳提面命的关怀下慢慢领会了恩师的治学理念，从中获得大量教益，并归纳出了“俞氏哲学治学理念”。

俞氏哲学治学理念之一：治哲学必须从打好语言功底开始，因为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搞不通哲学表达的语言就搞不通哲学思想。本着这一治学理念，俞老师严格要求学生努力精通外语。据徐英瑾教授回忆，当他作为“复旦大学九五级文科基地班”的成员于1995年第一次和俞老师座谈时，俞老师就对全班同学表明了从事外国哲学研究的基本语言门槛：必须懂英、德、法这3种现代欧洲语言以及拉丁、希腊两种古代欧洲语言。对于刚离开高中踏入大学的本科生来说，听到这样高的“门槛设定”后自然会感到压力倍增。与俞老师处得比较熟悉之后，徐英谨曾试探着向其探询“门槛降低”的可能性：如果时间有限的话，外语学习的重点又是什么呢？俞老师的建议是一定要先将作为国际学术通用语言的英语的水平提高到“精熟”的程度，若学有余力则根据研究需要的紧迫次序逐一覆盖别的语种。而关于所谓“精熟”，俞老师给出的标准乃有3项：能够以至少接近于母语阅读的速度阅读英文专业文献；能够用英语准确表达学术思想、发表学术论文；能够在国际学术场合用英语与外国专家就专业问题进行流畅的对话。他本人也不时拿自己的外语学习经历勉励我们这些后生。他常提醒我们注意，因为“十年浩劫”的原因，他本人是从29岁才开始学习英语的，尔后再将学习对象延展到了法语以及德语。现在的年轻人外语学习的起步要早得多，客观的学习条件也好得多，却往往因为疏懒而浪费了大好光阴，实在让人可惜。

俞氏哲学治学理念之二：学术创新虽然值得鼓励，但是要时常以挤压“创新泡沫”为念，做到先温故、后知新。俞老师经常向学生指出，动笔写论文之前首先得想清楚自己的构思和立论有何新意，而要想清楚这个问题，作者预先要做调查，了解学术界对于相关问题有哪几种见解，而这些见解各自的短长又是什么——否则，作者对于自身立论之“新意”的辩护就会缺乏根据。俞老师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在当下中国对外国哲学的研究颇具针对性与引领意义。现在外国哲学界的主流教学理念是，重视经典原著解读，而相对轻视二手研究资料中的经典。换言之，依据此主流思路，论文写作者更为熟悉的文本似乎更应是自己所研究的核心哲学文本，而不是别的国内外学者研究同一文本时所产生的同类研究成果。而在俞老师看来，重视经典文献解读固然是正确的，但若偏执到“只读经典却不重视二手资料”的地步，这在客观上就会使得一些已经被前人得出的解读结论，在新的解读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多次重复，造成一些“伪创新”。依俞老师见解，对于这些“伪创新”所导致的学术泡沫的打压，不仅仅是学术规范的硬性要求，更应当出自学者的职业良知之自发。这也就是说，只有一名学者谦逊地将自己视为全球学术共同体中的一个接棒者，他才能够抱有同情之态度去关注学术同行既有的成就，而不会唯我独尊地将自己视为真理的独享人。

俞氏哲学治学理念之三：要将锻造学术精品的意识贯彻到每一个细节中去，以最大的诚意，最大限度地消除学术作品中的瑕疵。这一点在俞老师指导学生学位论文的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不少俞门弟子都有这样的记忆：俞老师会对学生提供的论文初稿的每一细节进行推敲，至于被牵涉到的细节种类则是无所不包：为何某处要使用逗号而不是分号？为何是单引号而不是双引号？某个专业哲学术语的外语拼写是否正确、汉译是否妥帖？某个句子是否句法过于复杂，需要加以简化？某段引文的出处是否经得起查考？等等。徐英瑾至今还记得，他的博士论文《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型期中的“现象学”之谜》在即将被提交答辩委员会之前，先前已经对文稿表示满意的俞老师转而改变主意，于深夜给他打电话，要他重新编辑全文的“导论”部分，因为俞老师突然觉得该导论对于某些问题的讨论在文脉上与正文不甚相关，建议大段删除。不得不承认，当时徐英瑾在听到这些建议后，情绪上的确是有所抵触的，这不仅是因为论文提交的时限已经近在眼前，而且也是因为大段“割爱”所必然会带来的“心痛”。察觉到了徐英瑾的情绪波动之后，俞老师就通过罗丹斩去精美的雕像手部以免喧宾夺主的故事，对徐英瑾进行思想开导，并对如何编辑修改导论给出了具体的意见。徐英瑾在俞老师指导下立即打开电脑对文本进行重新编辑，而俞老师则在电话那头耐心等待徐英瑾完成修改，以便在打印文本前最后通读一遍电子稿。那一夜师生反复切磋、打磨细节，彻夜未眠。后来徐英瑾的这篇博士论文有幸被国家教育部评为“2006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之一，其中固然有评审专家错爱的缘故，但这一成绩的取得，无疑也凝结着俞吾金老师的大量心血，以及他力求完美的学术追求。

徐英瑾认为，俞吾金老师留给中国学术界的最大的精神财富，可能并不是他大量的优秀学术成果，而是支撑着这些学术成就的学术理念。概而言之，对于将中国学者的风采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光大的希冀，对于诚实、谦虚的创新学风的秉持，对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之间平衡点的寻觅，以及对于奉献出最完美学术作品的巨大诚意，构成了俞老师学术生命的四根理念性的支柱。我们唯有好好地继承这些理念，进一步地推进中国哲学事业之发展，以切实的努力夯实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才能祭告俞老师早逝的英灵，不愧于中华复兴的伟大时代。

【点评】

俞吾金教授作为中国哲学界的著名学者其因病早逝确实是我国学界的一大损失，他对中国学界的贡献除了奉献了能反映学术创新成果的数百篇学术论文和数以百计的学术专著之外，还有两项更具影响力的贡献：其一，从事学术研究、获取学术成就的治学理念，这是留给中国学术界最大的精神财富；其二，为我国学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知名学者，徐英瑾教授就是其中之一。(www.xing528.com)

徐英瑾教授所提供、编撰的有关俞吾金教授的“哲学治学理念”一文确能给在读研究生诸多启迪：

其一，治学应具有学术功底。治学即从事学术研究是研究生就学期间的主要本份，然而无论是发表学术论文还是撰写学位论文都须凭借知识。学术研究中所需的知识既包括功底深厚的专业知识与相邻学科的有关知识，也包括高效地从事学术研究以及获取学术信息的知识。尤其在当今知识如潮的信息时代，要充分获取与研究主题相关的背景知识，必须掌握与有效获取知识信息相关的知识，其中掌握多种国际语言知识且达到“精熟”程度是非常必要的，正如俞吾金教授所说，如掌握了多种国际语言知识且达到“精熟”程度，那么就能以接近于母语阅读的速度阅读外文专业文献，就能用外语准确表达学术思想、发表学术论文，就能在国际学术场合用外语与外国专家就专业问题进行流畅的对话，如此对于获取知识信息抑或表达学术观点均是极为有利的。所以，做学问需要凭借各类知识，需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底，而要具备这种条件，就应遵循俞吾金教授所倡导的良好学风，即研究生在知识学习中要高标准、严要求、厚功底、求深解。

其二，治学应体现理念创新，即突破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寻求、探索具有新意的研究主题。人文社科类研究的创新性可体现在理论创新、思路创新、方法创新或应用领域创新等诸多方面。研究主题的创新性决定了学术研究的价值、意义，具创新意义的学术研究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对学科发展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所贡献。反之，如学术研究缺乏创新性，仅重复他人已经做过的同类研究，此类研究毫无意义，只是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诚然，要选择一个具创新意义的研究主题，研究生需熟悉前沿性研究动态，切实了解当前学术研究中所涉及的待解难题，遵循俞吾金教授所倡导的：“预先要作调查，了解学术界对于相关问题有哪几种见解，而这些见解各自的短长又是什么——否则，作者对于自身立论之‘新意’的辩护就会缺乏根据。”当然，在搜集学术信息时，应遵循全面性原则，既要搜集与研究核心哲学文本，又要搜集与研究国内外学者研究同一文本时所产生的研究成果，这样才能对待研主题获得全面、深入地理解，否则就会使得一些已经被前人得出的解读结论，在新的解读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多次重复，造成一些“伪创新”。这是俞吾金教授提供的宝贵经验，期待研究生要牢牢记取。

其三，治学应遵循严谨准则。严谨是确保学术研究成果具创新性特征的基本条件。如何才能体现严谨的学术风格？俞吾金教授对此做了具体表述，即“要将锻造学术精品的意识贯彻到每一个细节中去，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程度地消除学术作品中的瑕疵”。正是俞吾金教授的这种严谨的学术风格，撰成了中国学界高度赞评的数百篇学术论文和数以百计的学术专著，获得了崇高的学术荣誉与地位；正是俞吾金教授以这种严谨的学术风格指导研究生，才培养出了如同徐英瑾那样的优秀博士生，使其博士论文有幸被国家教育部评为“2006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之一。可见，研究生在学术研究中唯有遵循严谨准则，才能撰成有质量的学术论文与能获得高度评价的学位论文，才能成为理论创新、思路创新、方法创新或应用领域创新的开拓者。

（本案例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徐英瑾教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