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学术道德案例：斯塔佩尔学术造假事件揭密

德里克·斯塔佩尔（Diederik Stapel）是荷兰蒂尔堡大学“社会与行为”科学系教授、系主任。他因在《科学》上发表了数篇颇具影响力的有关人类行为学的学术论文而震惊世界学坛，成为享誉世界学坛的明星学者，并因此受到诸多媒体的广泛关注。

斯塔佩尔是家中幼子，家住荷兰阿姆斯特丹旁边。高中时，斯塔佩尔成绩优异，热爱运动，还参与过戏剧的编写和演出。当时与他一起排演的一个同学玛瑟尔后来成了他的妻子。高中毕业后，斯塔佩尔曾到宾夕法尼亚的东斯特劳斯大学学习表演。很快，他发现自己并没有很高的表演天赋，便回到了荷兰开始学习心理学。

几年后，他申请了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博士生，研究课题是“人们对别人的评判”。不过，他并没有得到这个研究岗位，另一位年轻人获得了这个机会，他名叫马塞尔·泽伦伯格。一年后，斯塔佩尔还是来到了这里攻读博士，这次，他的研究课题是“同化和异化效应”，导师是著名心理学家威廉·库门。

同化和异化是已知的心理效应。当人们刻意地去注意一个抽象的概念——比如“诚实”或“傲慢”时——他们会更容易在别处注意到这个概念，这就是同化效应。异化效应则通常会发生在人们将某事跟一个实例做对比的时候，譬如，拿自己的身材与超级模特的身材比较。斯塔佩尔当时设计了一系列实验来证明人们的同化和异化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景。

作为导师的库门对斯塔佩尔的实验研究十分满意且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斯塔佩尔是一个天资过人、充满热情且勤奋努力的博士生。能与他一起工作是我的荣幸。”1997年，斯塔佩尔拿到了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

在阿姆斯特丹大学任教的3年中，斯塔佩尔写了几篇反响平平的论文。不管怎样，他当时的同事都认为他是个年轻有为的学者，他还获得了欧洲实验社会心理学协会的一个奖项。2000年，他来到格罗宁根大学任教。

随后，斯塔佩尔开始了一个新课题的研究：人们是否潜意识地受到暗示的影响？为此，他设计了几个实验，实验情境大致是：实验对象要坐在电脑前，屏幕上会有一个词或者一个图像，图或词闪现的时间仅为0.1秒钟，这样一来，这个词或者图像就没有足够的时间进入到实验对象的意识之中。随后，实验对象会被要求做一件事，以便考察暗示是否会造成影响。在以本科生为对象的实验中，斯塔佩尔要求实验对象在观看了闪现的照片后给自己的容貌打分，而闪现的图片有两种，一种是一张漂亮的人脸，而另一种是不漂亮的人脸。斯塔佩尔的假设是，比起那些看到不漂亮人脸的人来说，看到那些漂亮人脸的人应该会通过自动的异化效应给自己的容貌打较低的分。但实验并没有获得斯塔佩尔所期望的结果。这时，他只有两个选择——终止这种研究，或者重新设计实验。此时，他因抉择困难而花费了许多时间，最终他坚信自己的猜想是对的——“于是，决定自己创造一组数据”。

他坐在格罗宁根家里厨房的椅子上，对着电脑，输入了一批会让他得到理想结果的数据。他知道，要让这组数据看上去真实可信，这个效应不能太过于明显——哪怕是最成功的心理学实验都很少产生指向性很强的数据。斯塔佩尔逆向计算，得出了两个实验组理想的平均相貌分数值（区间为0—7），这个值既不夸张又能显示出两组数据在统计学意义上的不同。他编出了如“4，5，3，3”这样的数据，并承认，“我试图让它看上去更随机，而这是很难的”。在分析过程中，斯塔佩尔先得出了两组差别太过于明显的数据，于是，他不得不又重新删改了一些数据。之后的几天，他总共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得到了刚刚好的数据。此刻，他感到既难受又轻松。幸运的是，2004年，该项“研究成果”被发表在了《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斯塔佩尔在兴奋之余，开始“意识到原来编造数据是可行的”。

斯塔佩尔的事业从此步入了“正轨”。在格罗宁根大学期间，他发表了二十多篇论文，其中有许多是与他的博士生们共同完成的，而他的学生和同事们却从未对导师帮学生做实验的不寻常行为产生疑问。

2006年，斯塔佩尔来到蒂尔堡大学，成了泽伦伯格的同事。大批学生开始涌向他的实验室，斯塔佩尔的影响力日益增大。2010年9月，他成了社会与行为科学系的系主任。此时，他完全可以把事业重心从学术研究转移到行政方面来，但无法抗拒编造数据的快感而使他忙于编撰一篇关于乌得勒支火车站研究的实验数据论文，这篇论文于次年发表在《科学》期刊上。学术威望的提升，引来更多的同事期待与斯塔佩尔合作新项目。

编造数据的快感使斯塔佩尔设计了一个新的实验：研究人们会不会在被暗示“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后消费更多的东西。他与他的伙伴设计了一份问卷，给实验对象在经过了两种略微不同的情境后填写。在第一个情境中，实验对象面前放着一个装满了巧克力豆的杯子，杯子上写着“资本主义”；而在另一个情境中，这个杯子上的字母被打乱了。尽管问卷中的问题都跟资本主义和消费有关，比如说大车好还是小车好。这个实验主要研究的是，在哪一种情境中实验对象会吃掉更多的巧克力豆（此实验并非原创，之前其他人也做过类似的巧克力豆实验）。斯塔佩尔和他的同事预测，实验对象会在第一种情境中吃下更多的巧克力豆。于是，斯塔佩尔让一个学生买了杯子和巧克力豆，随后，便把它们跟问卷一起装进了他的车里，驱车离开，他说要去他的一个朋友工作的中学做实验。事实上，斯塔佩尔将问卷扔掉后，回家称了一杯巧克力豆，在自己家里做实验。在实验问卷填答中，他用一个自己认为合理的速度吃着巧克力豆，完成问卷后再称一次，估算出自己吃了多少巧克力豆。然后，他便围绕这个实验开始捏造数据。可见，斯塔佩尔“是这个实验中唯一的实验对象”。

在斯塔佩尔为“巧克力豆实验”编造数据的同时，他在蒂尔堡的另一位同事维格霍思也找到了他，请他帮忙设计一个验证看到别人哭泣是否会引发情感认同的实验。斯塔佩尔对该实验主题做了巧妙的设计：他准备让小学生完成一个涂色的任务，其中一半的孩子要涂的卡通人物是面无表情的，另一半孩子要涂的则是一个正在流泪的脸。完成这个任务后，孩子们可以拿到糖果。这时他们便可以通过询问这些孩子是否愿意将糖果与他人分享（这是一种情感认同的表现）来验证预设的假说。实验设计完毕后，斯塔佩尔、维格霍思与一位助手一起准备了涂色卡和问卷。斯塔佩尔告诉维格霍思，他准备去一个他有熟人的学校做这个实验。几周后，他把维格霍思叫来，给他看了自己记在一张纸上的实验数据。维格霍思惊喜地发现，看到哭脸的那一组小孩明显地比另一组小孩愿意分享自己的糖果。维格霍思当时连声称好，认为“这个结果一定可以发表在高端的学术杂志上”。于是，维格霍思开始着手写论文，然而他又想知道男孩和女孩的反应是否不同，于是他要求斯塔佩尔把原数据发给他看。结果，斯塔佩尔的回答是原数据尚未被录入电脑。这使维格霍思感到十分吃惊，因为斯塔佩尔当时给他看了平均数、标准差，甚至还附上了验证问卷是否可靠的统计索引，而这些一般都需要电脑才能得出的。这使维格霍思对斯塔佩尔的实验数据产生了怀疑，察觉到有不寻常之处。此后，维格霍思咨询了一位退休的教授，教授反问他：“难道你真的觉得一个有斯塔佩尔那种地位的人会造假吗？”面对事实，维格霍思并未对斯塔佩尔实验结果消除怀疑，但屈服于斯塔佩尔这位系主任的权威，维格霍思只得“在那一刻，决定不上报此事”。

其实，在维格霍思之前已经有人对斯塔佩尔的造假有所传闻，但因没有确凿证据而无法调查，但斯塔佩尔收集数据的奇怪做法却经常受到质疑。2010年春天，一个研究生在斯塔佩尔帮他做的3个实验中发现了一些古怪。然而，当该研究生提出要看原始数据时，斯塔佩尔却说他因疏忽而未将数据储存下来。之后，在斯塔佩尔升职成为系主任之后，这位学生在学校的健身房里将此事告诉了另一位年轻的教授。这位新来的教授得知此事后开始参加斯塔佩尔的实验例会，他在看到斯塔佩尔不管做任何实验都能得到那么漂亮的数据时惊呆了，他说：“我不记得我看到过任何失败的实验，这很反常。一般来说，哪怕是最优秀的心理学家都会有一半的实验是不成功的。”于是，这位年轻教授想通过与斯塔佩尔的合作项目来仔细观察他的工作方式，想仔细看看斯塔佩尔的那些漂亮的数据是怎样获得的。他俩一起设计了一些实验来研究那些让人们意识到有金融危机的商店会拥有更大方的顾客。两个月后，斯塔佩尔称他“一帆风顺地”完成了这些实验。他说他找到了对于金融危机的意识跟人们的慷慨程度有统计学意义上的联系。而当这位年轻教授在看到斯塔佩尔所获取的原数据时，发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数据，这些数据证实斯塔佩尔在造假。

2011年某夏天时近午夜，斯塔佩尔接到了他的朋友兼同事马塞尔·泽伦伯格打来的电话，说有急事要见他。泽伦伯格当时是社会心理学院的院长、斯塔佩尔的顶头上司。斯塔佩尔到达泽伦伯格家后，斯塔佩尔问道：“出什么事了？”敦实的光头男人泽伦伯格哽咽着解释说：“有两名研究生提出指控，怀疑你涉嫌学术造假。”斯塔佩尔回答说，自己一定是受到了对头的诋毁，因为他当上系主任后，曾因工作上的事引起某些人的不满——所谓树大招风。当泽伦伯格追问到一些如“为什么你好几篇不同的研究中会出现一模一样的数字和图表”时，斯塔佩尔保证自己今后会更小心。而随着泽伦伯格的不断施压，斯塔佩尔变得越来越慌乱。最后，泽伦伯格问道：“你到底有没有编造数据？”斯塔佩尔答：“当然没有。”

随后，泽伦伯格将这起投诉转告给了校长菲利普·艾伦朗。艾伦朗是一位法学教授，经常跟斯塔佩尔一起打网球。周二下午，斯塔佩尔受邀来到了艾伦朗家里，积极地为自己辩解，不断强调他作为系主任的不俗表现，并表示，自己的研究方式只是“出乎寻常”而已。谈话进行了5个小时左右，最后，艾伦朗礼貌地将斯塔佩尔送出家门，但同时也清楚地表示，他并不相信斯塔佩尔的清白。(www.xing528.com)

为探明事实真相，斯塔佩尔工作过的3所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格罗宁根大学和蒂尔堡大学）组成了联合调查小组，对斯塔佩尔之前发表的几十篇论文进行整理，以便彻查他的造假行为。除为了要清理斯塔佩尔的假数据之外，调查小组还需要鉴定斯塔佩尔这些论文的共同作者——其中包括他带过的20多位博士生是否也参与了造假。

一周后，大学联合调查小组完成了关于斯塔佩尔学术造假事件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明确了斯塔佩尔学术造假的事实，并清楚地表明许多在他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都基于虚假的数据。

又一周后，蒂尔堡大学将斯塔佩尔解雇，并为宣布他的造假行为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此事在荷兰引起了轰动，成了媒体几个月津津乐道的话题。一夜之间，斯塔佩尔从一位备受尊敬的教授变成了心理学史上最大的骗子。

【点评】

斯塔佩尔事件的性质之恶劣、影响之广泛是不常见的。对该事件之所以能做这种评价，其理由在于：其一，斯塔佩尔为了达到研究目标而按主观意愿刻意挑拣实验数据直至堕落到编造实验假数据的种种做法，在心理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二，斯塔佩尔几乎在自己参与的所有实验中，完全不理会社会心理现象的客观实在性，胡乱编造实验结果，这在心理科学研究史上同祥是前所未有的。正如斯塔佩尔自己所说：“因为我的假数据远不止是在一篇或者十篇文章中出现。”“量变到质变，是我造假的程度让它成为极端例子的。”

至于斯塔佩尔的造假为何会发展到如此田地，即斯塔佩尔造假行为归因何在？据斯塔佩尔自我分析，“我整个人生中的每件事都可能促成了这个极端事件的发生”，但其中追求完美是驱使他造假的主因。他认为，自己对社会心理学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但毫无指向性的实验数据杂乱得让他感到烦躁。他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喜欢整洁和规律的人，造假不过是为了得出学术期刊愿意发表的漂亮数据，“我追求的不再是真相，而是美”，他甚至把自己形容成一个追求刺激的瘾君子，无法浅尝辄止。显而易见，斯塔佩尔对自己的造假做了错误的归因。从事件发展的过程上分析，斯塔佩尔的造假之所以会发展到如此田地，是因为追求名利受挫而所萌发的侥幸行为又屡屡得逞，这种负效应的不断强化，使得无法抗拒的编造数据的快感成了他生活中的一种需要，于是经常设计虚假实验、胡乱编造实验假数据便成了他的必然选择。尽管他作为研究生导师，也经常在研究生研讨班上讲授科研道德，甚至要求学生回去反省自己以前做过的研究中是否出现过不道德的行为，但这种虚伪的仅针对他人的讲授并未触动其自身，并丝毫未改变他自己的行为方式，这也是斯塔佩尔固守错误并不断发展的动因之一。

斯塔佩尔的造假事件告诫我们，研究生应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严以律己，做一个负责任的研究者，否则学术造假一旦被揭露将身败名裂。为避免学术造假事件的发生，联系研究生现实情况，研究生在学术研究中注意以下两点是十分有益的：

其一，不能主观“臆造”数据、资料。部分研究生在缺乏原始数据、资料的情况下，又试图利用此类数据、资料以提炼与形成完整、系统、自圆其说的学术观点。此时，他们往往会凭借自己的知识、经验想当然，用想象去填补原始数据、资料的不足，做出部分具推测性的观点、见解，以便使自己的学术观点显得完整、严密。然而，此类无事实依据的推论并非源于对客观数据、资料的提炼，而仅是纯主观的“臆造”，因而本质上不属于学术观点，也经不起事实的检验，迟早会被证明是错误的。

其二，不能对数据、资料做出主观加工或做不客观的评价，致使学术成果“失真”。人文社科类研究的学术成果应体现新思想、新观念、新思路。尤其是，反映研究生学术水平的学位论文、学术论文必须具有个人观点、独特见解（即学术创新点），这是评价论文质量，进而决定研究生能否取得相应学历、学位的关键性要素。有鉴于此，当部分研究生深知自己搜集的研究资料严重不足、分析与研究深度不够、形成的学术观点缺乏创新性时，为了使自己的论文能顺利通过评审与答辩，会想方设法对自己的学术观点进行修饰、包装，或故意夸大自己的学术观点的重要性与学术价值，使原本的学术观点变得严重“失真”。其实，这是一种在投机侥幸心理支配下的自欺行为，因为此类虽经修饰、包装但失真的学术观点很容易被认真评阅的专家一眼看穿。

参考文献

［1］山石.在美国搞学术不端被发现“后果很严重”［N］.新华每日电讯，2010-09-17（3）.

［2］金津，徐贝（译）.美国：呼吁公开数据以抗击学术不端.［美］高等教育内视，2011-12-08.

［3］苏格拉呆.造假的科学：看我如何编造数据，成为学术大师［N］.纽约时报，2013-06-25.

（朱宝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