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卡尔事件揭示的研究生学术道德案例

1996年5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条新闻：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递交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故意制造了一些常识性的科学错误，目的是检验《社会文本》的编辑们在学术上的诚实性。结果，《社会文本》的5位编辑却未能发现这是一篇诈文，未能识别出作者有意识捏造出的一些常识性科学错误，更未能关注到索卡尔在编辑们所信奉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捏造的“联系”，经主编们一致通过，同意发表该文，于是引起了学术界的一场轰动，这就是著名的“索卡尔事件”。

索卡尔教授在政治上是左派、一位女权主义的同情者。1994年，索卡尔阅读了由美国生物学家格罗斯与数学家莱维特所撰写的一本题为《高级迷信》的书。该书对以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和科学研究名义而出现的思潮进行了猛烈抨击。这本书获得了其支持者（其中有很多科学家）的一致喝彩，认为它勇敢地揭露了后现代知识分子的“皇帝的新装”。在读了这本书之后，索卡尔觉得他的政治上的同盟，特别是被称为“学术左派”的那些人，竟然日益趋向否定学术的内在标准，在理论上竟然把学术话语都化约为以争夺社会地位或话语权为主旨的政治之争。他们甚至把数学公理、物理学规律也看成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甚至大肆提倡对“科学话语霸权”进行文化政治意义上的抵制。对此，索卡尔深感焦虑和困惑，也为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泛滥而感到震惊和不安，于是决定做了一个“实验”，即给当时学术左派的阵地《社会文本》杂志撰文、投稿。

从1994年起，索卡尔开始构思、撰文。他计划要写出一篇其中充满科学元勘和文化研究中最荒唐错误的文章，即：该文要求助于权威而不是论证的逻辑、证据，一篇难以理解的散文，其中胡乱套用科学理论，肆意攻击科学方法。但索卡尔意识到必须为之进行充分的准备，—方面，让该文“坏”得足以满足上述标准，变成一篇纯粹是胡说或错误的文章；另一方面，让该文“好”得不能让杂志的编辑们察觉出它的意图。像所有有学术责任心的学者一样，索卡尔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为了寻求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的“联系”，他收集了几乎所有的重要文献（这可以从诈文的参考文献中看出）。在此基础上，索卡尔模仿《社会文本》杂志文章的风格，将量子物理学中的术语、后现代领军人物的常用术语和他自己恣意捏造的词句拼接在一起，终于构造了一篇自认“完美”的文章，以表明后现代哲学的进步已经被后现代科学，特别是量子物理学的后现代发展所“证实”。据此，他把这篇文章名命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此外，为了检验杂志编者在审稿过程中的责任心，他还在行文中间插入一些凭常识就能看出来的低级谬误，看看编辑是否会放行。

完稿后，索卡尔向他的朋友透露，他准备把这篇稿子投给《社会文本》，但他的朋友告诫他：你的意图很可能被这一著名杂志的精明的编辑们识破，最好投给另一不太出名的杂志，但索卡尔出于从知名度与影响力考虑还是坚持了己见。《社会文本》创刊于1979年，是一种每期以一个专题进行讨论的双月刊，由斯坦利·阿诺罗维兹（纽约市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约翰·布伦克曼（纽约市立大学英语教授，文学杂志Venue的编辑）、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杜克大学文学系负责研究生工作的主任）等主编。《社会文本》曾经发表过许多著名的左派学者的文章。到了1990年，《社会文本》已经成为文化研究学者最向往的杂志之一，在文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美联社称它为“一份受人尊敬的社会科学杂志”、《盖勒特新闻导报》（Gannat）称它为“一份有影响的学术杂志”、《纽约时报》称它为“一种善于在文化论战领域中创造一种趋势的杂志”、《波士顿太阳报》称它为“一个左翼批判研究的代言人”、《华盛顿邮报》称它为“一种后现代社会科学杂志”。可见，索卡尔要想在《社会文本》上寻求突破口是困难的，这不仅是因为其编辑队伍，而且还因为这一杂志根本就不缺少稿源。

《社会文本》编辑部在收到索卡尔的诈文后，安德鲁·罗斯代表编辑部向索卡尔发了一个电子邮件，向他表示感谢，说他给编辑部送交了一篇“十分有趣的文章”。与此同时，罗斯计划组织一个专刊，以回击《高级迷信》一书所带来的对科学元勘的批判。1995年3月上旬，罗斯写信给索卡尔，告诉他，准备把他文章收集到“科学大战”专刊中，同时要求他做一定的修改，特别是删除部分过长的批注和参考文献（因批注和参考文献加起来，超过了正文）。索卡尔回信说：他对编辑部能够把他的文章放入“这种论战的语境”中而感到十分感激和鼓舞，同时拒绝作任何删改，因为“批注是推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证据对我的文章来说，是最为关键的，不能够被省略或删除”。接着，索卡尔在给《社会文本》编辑的电子邮件中进一步解释道：“我的文章是同时为两种人而写的：一是《社会文本》的大众读者，二是科学家，让科学家对文章所述有所认识，而不管这些科学家是否喜欢客观存在。”索卡尔同时表示：如果注解被删除的话，“那么就可能使我的文章敞开了被有某种倾向的科学家进行无情的攻击的大门”。尽管编辑事后声称索卡尔的文章看起来有点“做作”，但《社会文本》之所以接受它，是因为它出自一个物理学家之手，这对他们来说，是十分难得的。于是，这篇毫无学术内涵的“诈文”，竟然被作为正式论文全文发表！

索卡尔诈文的大部分编辑工作是由罗斯完成的（包括与索卡尔的通信）。罗斯和索卡尔都是纽约大学的教授，他们的办公室在同一个校园里。然而，他们在空间上的近距离仿佛与他们在学术观点上的巨大差异毫无联系。纽约大学的物理系在美国并不出名，而罗斯在美国大众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影响却很大（虽然其早期的工作是近代诗歌），他领导着一个资金来源十分丰富的美国研究计划。《纽约时报杂志》曾经用一整版篇幅刊登过他的一幅穿着当时十分流行的夹克的彩色照片，大有一种作为大众明星教授之势。罗斯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索卡尔所批判的那种影响十分广泛的文化思潮，因此可以这样说，正是罗斯的威望帮助了索卡尔的诈文在读者中广泛传播。

其实，就在《社会文本》准备发表这篇诈义的同时，索卡尔就已着手准备对自己的诈文进行曝光的工作。在他的“诈文”发表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的另一篇文章便在《大众语言》杂志上发表，题目是：“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该文宣称他的“文化实验”足以表明，《社会文本》杂志的编辑们已经放弃了有学术水准的真学术，而代之以冒充学术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战。索卡尔认为，他向公众抖露出这个“实验”的结果，是为了将自己认同的政治左派和女权主义者从迷途中拯救出来，只有回到摆事实讲道理的正道上来，才能真正把左派政治实践和女性解放运动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索卡尔事件”的曝光即刻以丑闻的方式进入《纽约时报》头版，震惊了学界内外，人们称之为“诈文”、“玩笑”、“一场恶作剧”、“一场骗局”。同时，该事件触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科学与人文的大论战。论战的一方是由科学家、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哲学家组成的科学卫士；另一方则是后现代思想家结成的联盟。世界众多著名的媒体参与其中，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许多著名的报纸，如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泰晤士报》等都参加了讨论。众多的出版社，如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杜克大学出版社、纽约大学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等，纷纷出版或正在计划出版有关方面的著作；已出版的著作有保罗·格罗斯、罗曼·莱维特和马丁·刘易斯主编的《飞离科学与理性》（1996）；N·克瑞杰主编的《建立在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秘性的曝光》（1998）；艾伦·索卡尔和杰·布里克蒙特的《时髦的胡说：后现代知识界对科学的滥用》（1998）；罗曼·莱维特的《普罗米修斯的困惑：科学与当代文化的矛盾》（1999）；斯尼尔·莱维特主编的《识别错误：在政治方向上论战的第二波》（1999）；《大众语言》杂志编辑部出版了《索卡尔诈文》（2000）；芝加哥大学计划出版《后现代之后》（布里克蒙特主编）。可见，索卡尔事件确是一场真正的科学与人文的大论战，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涉及面如此广泛的论战，它几乎涉及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吸引着全球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哲学家和人文学科研究者的介入，而且这场论战已经进入到大众传播媒介，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

【点评】

现代科技除发挥了强大的生产力功能之外，正与社会各领域相互作用，已体现出明显的精神、文化功能。于是，学界逐渐形成了一种以科学技术为对象的研究取向，即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在此背景下，作为人文社科研究者应高度关注现代科技对现代学术思潮的影响效应。只有全面、深刻地理解学术思潮在科技渗透中呈现的新特点与发展趋势，才有助于增强自身的学术敏感度，及时识别各种错误的学术思潮，以避免犯诸如《社会文本》杂志编辑们所犯的常识性错误，这是本案例给我们的启示之一。

当然，作为一个严守规范的研究者，决不能像索卡尔那样恣意捏造词句、编撰毫无学术内涵的“诈文”，在学术界制作“恶作剧与骗局”，行出尔反尔的伎俩，故意引起学术界思想冲突与混乱，这种违反学术诚信准则的行为，最终必使自己的名誉、地位受损，这是本案例给我们的启示之二。

所以研究生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应从索卡尔事件中汲取教训，以增强自身的价值判断力和道德责任感，牢牢把握学术研究的正确方向、澄清模糊认识、匡正失范行为，成为良好道德风尚的建设者、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www.xing528.com)

一般认为，研究生在学术活动全过程中容易背离诚信准则、可能发生学术失信行为的有以下3个环节：

其一，协助导师或其他资深教授申报国家指令性研究课题时，应诚实、守信，遵循学术道德规范，不搞欺骗、作假。例如，有的研究生渴望在竞争中获胜、取得课题与经费，往往会故意夸大有利于自己的个人信息，提供虚假的学术经历、学术成果、学术证明，或伪造与篡改专家鉴定评语以及与其他学术能力相关的证明材料。又例如，有的研究生会故意贬低他人的学术成果，人为编造“学术盲点”，为自己预留研究空间，以片面、不实的论证突显拟申报选题的重要性，夸大其意义和价值。再例如，有的研究生会采取剽窃行为，未经他人允许而把别人的学术成果或研究方案纳入自己的项目申请书中，以显示自己学术研究成果丰硕，欲骗取课题评委的好评。研究课题申报中出现的诸如此类的虚报、作假、剽窃与欺骗等均属典型的学术欺诈行为。

其二，整理研究资料以形成学术观点时，要谨防故意编造数据、资料与事例，以虚假事实证实自己预设的观点与设想，骗取相应的学术评价与名利。部分研究生在缺乏原始数据、资料的情况下，又试图利用此类数据、资料建构完整、系统、自圆其说的学术观点。此时，他们往往会故意编造数据、资料与事例，以自编的虚假事实去填补原始数据、资料的不足，做出部分具虚假性的观点、见解，以使自己的学术观点显得完整、严密，试图证实自己预设的观点与设想的正确性。然而，此类无事实依据的具欺诈性的论点并非源于对客观数据、资料的提炼，而仅是纯主观的“臆造”，因而本质上不属学术观点，也经不起事实的检验，迟早会被证明是错误的。

其三，评价个人研究成果时，要谨防故意夸大其学术价值、言过其实构成的学术欺诈。人文社科类研究的学术成果应体现新思想、新观念、新思路。尤其是，反映研究生学术水平的学位论文、学术论文必须具有个人观点、独特见解（即学术创新点），这是评价论文质量，进而决定研究生能否取得相应学历、学位的关键性要素。有鉴于此，当部分研究生深知自己搜集的研究资料严重不足、分析与研究深度不够、形成的学术观点缺乏创新性时，但为了使自己论文能顺利通过评审与答辩，会想方设法对自己学术观点进行修饰、包装，或故意夸大自己学术观点的重要性与学术价值，使原本的学术观点变得严重“失真”，试图获取评委的高度评价，这是一种在投机、侥幸心理支配下的欺诈行为。

由于学术欺骗试图以虚报、编假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自己所追求的学术评价与名利，因而欺骗事实一旦败露，欺骗者的学业、名誉、地位必然惨遭冲击，甚至身败名裂，遗憾终生。对此，研究生千万要注意，不要因小失大。

参考文献

［1］蔡仲.“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艾伦·索卡尔.曝光——一位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J］.蔡仲译.大众语言，1996（5，6）.

［3］江晓原.索卡尔诈文事件是非及其意义［EB/OL］.新浪博客，2006-05-29.

（朱宝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