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人民民间习用的衣食养生器物货物

老子说：“把天下治理得最好的时候，即使邻近国家的人民互相望得见，鸡狗的叫声彼此听得到，人们也都认为自己的食物很美味，自己的衣服漂亮，当地的风俗最能让自己快乐，每个人都喜欢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直到衰老死亡也不相往来。”如果把老子所说的至治社会作为追求的目标，那么，对于近世来说，无疑等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是行不通的。

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事情，我是不知道的。根据《诗》《书》的记载，虞、夏以后，人们总是爱听悦耳的声音，爱看悦目的颜色，爱尝各种禽兽家畜的肉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的环境，为自己能有值得夸耀的权势和才能而沾沾自喜，这样的风气影响民心已经很久了。就是用老子那些精妙的理论，挨家挨户地去劝导，最终也不能改变、感化他们。所以治理国家最好的方法，首先是顺其自然，其次是顺着有利形势引导他们，再次是对百姓进行教育，更次是用规章法律来约束他们的行为，最不妥的方法是与他们争夺利益。

崤山以西盛产木材、竹子、榖枝、纑布、旄牛、玉石等；崤山以东则盛产鱼、盐、漆、丝和音乐、美女等；江南出产楠木、梓木、生姜、桂皮、金、锡、铅、朱砂、犀角、玳瑁、珠玑、象牙、皮革；龙门、碣石以北牧区多有马、牛、羊、毛毡、毛皮、兽筋、兽角；而周围千里的铜、铁矿山，星罗棋布。这就是各地出产不同物种的大体情况。这些物品都是中原人民所喜好的，即民间习用的衣着、饮食、养生、送死之物。所以，靠农民的耕种才有饭吃，山泽靠虞人开采，器物靠工匠制造，货物靠商人流通。这难道要用政令去征召、约束他们才能实现吗？各行业的人都发挥自己的专长，竭尽他们的力量，以此获取他们所需的东西。所以某地某物价格低时，就把该物拿到其他地方以高价出售；某物价格高时就从外地低价购进。人们努力从事自己的本业，高兴地做他们的工作，好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日夜不息。不用征召，他们就会自动去工作；无须强求，他们就会生产出各种产品。这不正是符合了规律，体现了自然的法则吗？

《周书》说：“农民不生产，就会缺乏粮食；工匠不生产，就会缺乏器具；商人不做生意，吃的、用的和钱财就会断绝；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减少，资源缺乏，山泽就不能重新得到开发。”这四个方面是人民的衣食之源，来源丰富人民就富足，来源缺乏人民就贫困。从大的方面说可以富国，从小的方面说可以富家。贫困或者富足的方法，并没人剥夺或施予，但是聪明的就能富裕，笨拙的就会贫穷。因此，从前太公望被封在营丘，那是一块盐碱地，人烟稀少，于是太公就鼓励妇女纺织，织出极精美的织品，注意发展鱼盐的生产，使各地的人和财物都聚集到那里，络绎不绝，就像车轮上的辐条从周围合到车轴一样地来到齐国。所以，天下人都穿着齐国制造的顶冠、束带、衣服、鞋子，东海、泰山之间的诸侯都恭敬地去朝拜齐国。后来齐国衰落了，管仲重新整顿太公望的旧业，设置掌管钱币的九个部门，使得齐桓公称霸，多次会盟诸侯，匡正天下。管仲因此娶了三房妻室，虽然他只是个诸侯国的大夫，却比各诸侯国的国君还富有。因此，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的时候。

所以说：“粮仓充实，人民才懂得什么是礼节；衣食丰足，人民才知道什么是荣誉、耻辱。”礼节因富有而产生，因为贫穷被废止。所以君子富有了，就能施行恩德；平民富了，就能好好干活。河水深，就会有鱼；山林茂密，就有野兽在那栖息；人富有了，仁义自然就归附他。富人得了势，名声更加显赫；失了势，宾客离去，就不会快乐了。这种情形，在夷狄那里更是如此。俗话说：“财产有千金的富家子弟，不会被当街处死。”这的确不是空话。所以说：“天下人快快乐乐，都是为着追求财利；天下人熙熙攘攘，都是为着财利奔走。”那些拥有千辆兵车的国王、食邑万户的诸侯和食邑百户的大夫，尚且害怕贫穷，何况是那些编列在名册上的平民百姓呢？

从前，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山上，而任用范蠡、计然。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准备工作，知道货物的生产季节和人们的需求，才算了解货物。掌握了季节和需求的关系，天下所有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了。岁在‘金’时就会丰收，在‘水’时就会歉收，在‘木’时就会闹饥荒，在‘火’时就会干旱。干旱时就要先预备船待涝，水涝时就要先预备车待旱，这就是掌握了万物变化的道理。通常情况是每六年一次丰收，每六年一次干旱，每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每斗谷子的售价为二十钱，农民就要吃亏；每斗售价九十钱，商人就要蒙受经济损失。商人经济受损，就会影响货币流通；农民受损，就会弃田不耕，让农田荒芜。因此谷价最高不能超过八十钱，最低不能少于三十钱，这样对农、工、商人都有利。平价出售谷子，其他物价也自然调整，既能保证税收又能满足市场供给，这是治国的道理。至于囤积货物，必须积贮完好牢固、可以久藏、容易售出的货物，才不会滞销。以货物去贸易时，容易腐烂变质的货物就不要贮藏、囤积以待高价。研究货物的过剩或不足，就能知道物价涨跌的趋势。价格涨到极限就会下跌，跌到极限就会上涨。价格上涨到极限时，就要把囤积的货物看成一文不值的粪土抛售出去；价格下跌到极限时，就要把下跌的货物视如珍宝，快速地收购进来。要让钱财货币周转通行像流水一样。”越王勾践按计然的策略施行十年，国家富有，用丰厚的金钱犒赏战士，战士们冲锋陷阵，不躲避箭石，就像口渴时想饮水一样迫切，越王终于报了仇，消灭了强大的吴国，然后带兵北上中原，示威诸侯，号称春秋“五霸”之一。

范蠡帮越王洗刷了被围会稽的耻辱后，长叹说：“计然的策略有七条，越国只用了五条就能如愿报仇。他的策略在治国上很有效，我要用它来治家。”于是，他坐小船漂游大江湖泊，改名换姓，到了齐国，自称“鸱夷子皮”，到了陶邑又自称“朱公”。朱公以为陶邑是天下的中心，各诸侯国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是各种商品的集散地。于是他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行就市，而不苛求他人。所以会赚钱的人，要会择用贤人，而又能把握时机。他在十九年间，三次赚得千金的财富，两次分散给他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兄弟们，这就是所说的富有就喜好施行恩德。范蠡年老力衰之后，听由子孙持家，子孙继承他的事业，不断发展，积累了巨万家财。因此人们只要谈论富豪，都推崇陶朱公。

子贡在孔子那里学成以后，离开孔子到卫国做官，用抛售和囤积的方法在曹国、鲁国之间经商。孔子的七十多个得意门生中，子贡最富有。孔子的学生原宪穷得连糟糠都吃不饱，在简陋贫穷的小巷中栖身。而子贡则坐着四匹马拉的车子，带着丰厚礼品，到各国去访问，参加诸侯的宴会，所到之处，国君都同他平等行礼。孔子之所以能名扬天下，是因为子贡在人前人后吹嘘他。这就是所谓得势益彰吧！

白圭，周地人。魏文侯时，李克正致力于开发土地资源，白圭却善察商机，从中谋利，别人货物过剩低价抛售，他就收购；别人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稻谷成熟时，他收购谷子，出售丝漆；当蚕茧出产时，他就收购丝帛、丝絮，出售谷子。他了解，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登，第二年则歉收；太岁在午位时干旱，第二年年景会好；太岁在酉位时则又丰收，第二年又歉收；太岁在子位时则大干旱，第二年年景会好，雨水会多；再回到太岁在卯位时，他积累的货物比常年增加一倍。要增加收入，就要收购下等谷物；要增长谷子石斗的容量，就要收购上等谷物。他不讲究吃喝，节制自己的欲望，衣着朴素，与奴仆同甘共苦。但他能抓住赚钱的时机，好像猛兽猛禽取食一样迅速。因此他说：“我经营产业，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武、吴起用兵，商鞅变法一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不足以随机应变，勇气不足以勇敢决断，仁德不能正确取舍，强健不能有所坚守，则虽然要学习我的经营术，我终究是不会告诉他的。”天下人谈论生财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是经过自身实践而有成就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的。

猗顿是靠经营盐池发家的，而邯郸的郭纵是靠冶炼铁矿立业的，富有程度与王侯等同。

乌氏倮经营畜牧业，牲畜繁衍到一定数量就全部卖掉，然后用这些钱买些漂亮的丝织品和奇珍异宝，暗中送给戎王，戎王用相当于礼品十倍价值的牲畜回赠他，使得他的牲畜多到不能以头数计，只能用山谷的单位来计算。秦始皇授予乌氏倮和有封地的君长一样的地位，让他按时与大臣一起到朝廷谒见皇帝。而巴郡的一名寡妇叫清，她的祖先得到朱砂矿，垄断了好几代，家产不计其数。一个寡妇，能守住祖先的家业，用钱财来保护自己不被人侵犯。秦始皇认为她是一个贞妇，以宾客之礼招待她，并为她修筑了一座“女怀清台”。那乌氏倮是个边鄙之人、畜牧主，清是偏远山村的寡妇，却得到皇帝的礼遇，扬名天下，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富有吗？

汉代兴起，天下统一，开放关卡、要道，解除开采山泽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得以通行天下，交易的货物无不畅通，商人们获利甚丰。政府又把豪杰、诸侯、望族迁到京城。

关中从汧水、雍水以东到黄河、华山，到处是良田。自虞、夏以来，这里就按上等田来缴田税了，后来公刘定居邠，太王、王季迁居岐山，文王兴建丰邑，武王治理镐京，所以当地居民还有先王遗风，喜好农耕，种植五谷，重视土地，而且不敢做坏事。到了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雍邑，地处陇、蜀货物交流的要道，因此有许多商人。献公迁都栎邑，栎邑北靠戎狄，东与韩、赵、魏相通，也有许多大商人。孝公、昭襄王治理咸阳，汉朝借此为都城和长安的诸陵所在，四面八方的人和货物像辐条聚集车轴一样来此会合，地方很小但人口密集，所以咸阳人喜欢动脑子，从事工商业。关中以南是巴、蜀。巴、蜀也是肥沃的原野，盛产栀子、姜、朱砂、石材、铜、铁和竹木器具。巴、蜀南至滇、僰两国，僰人多被掠卖为奴仆；西方邻近邛、笮，笮地出产马和旄牛。巴蜀四周山岭阻塞，但有千里栈道，与关中无所不通。只有褒、斜两个山口，作为通外的要道，输出多余产品，换取短缺品。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和关中风俗相同，这些地方的西面有羌中的地利，北方有戎狄的牲畜，畜牧业属天下第一。但这里地势险要，对外贸易都要经过京师长安。所以关中土地，面积虽然只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也不过十分之三，但估量这里的财富却占天下的十分之六。

从前，唐尧定都河东，殷商定都河内，东周定都河南洛阳，这河东、河内、河南三地处于天下的中心，就像鼎的三足，历代帝王多次在这里建都，所建立的国家各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这里土地狭小，人口众多，是各诸侯的聚集地，所以民风吝啬节俭而老于世故。杨、平阳两邑，向西可通商于秦、戎狄，向北可通商于种、代。种、代在石邑以北，地靠匈奴，多次被掠夺。居民争强好胜，以扶弱抑强为己任，不从事农业、商业。但因靠近北方夷狄，军队经常往来，中国内地对这儿的输出时时有剩余。当地各民族杂居，三家分晋以前就已剽悍得可怕，赵武灵王统治时更加厉害，当地的民俗还带有赵国遗风。所以杨、平阳两邑的人民在这里做买卖赚钱。温、轵两地居民向西通商于上党，向北通商于赵国、中山。中山土地贫瘠，人口众多，在沙丘还有纣王留下的殷商遗民，其民性格急躁，依靠投机谋利求生，男子相聚玩乐，歌声悲壮，白天公然杀人越货，晚上干些盗墓、造假、铸私钱的勾当。许多美貌男子，做歌手艺人。女子则弹着琴瑟，趿着鞋子，到处对权贵富豪献媚，有的进入后宫，遍及诸侯之家。

邯郸也是鄣河、黄河间的一个大都市。北通燕国、涿鹿，南有郑国、卫国。郑国、卫国的风俗与赵国相似，但因靠近鲁国和梁国，所以居民显得稍微庄重，崇尚名节。卫国国都从濮阳迁到野王，野王的居民好气节、侠义，这是卫国遗风。

燕故都蓟，也是渤海和碣石山之间的一个大都市，南通齐国、赵国，东北与胡人交界，从上谷到辽东，土地辽阔，人口稀少，多次被胡人侵扰，当地风俗和赵、代两国相似，人民迅捷凶悍，缺乏思考。当地盛产鱼、盐、枣、栗。北边连接乌桓、夫余。东面处于控制秽貊、朝鲜、真番的有利地位。

洛阳向东可通商于齐国、鲁国，向南可通商于梁国、楚国。所以泰山的南边是鲁国，北边是齐国。

齐地依山傍海，方圆千里土地肥沃，适宜种植桑麻，当地居民拥有很多彩绸、布帛、鱼盐。临菑是东海、泰山之间的一个都市。他们的习俗是从容豁达，足智多谋，喜欢议论，乡土观念重，不易外流，害怕群殴，却敢于持刀刺杀，所以常有抢劫别人的事发生，这是大国的风尚。当地士、农、工、商、贾五民俱全。

邹、鲁濒临洙水、泗水，还留有周公遗风。民俗喜欢儒术，讲究礼制，所以当地居民小心拘谨，以桑麻业为主要产业，没有山林水泽资源。土地少，人口多，节俭吝啬，害怕犯罪，远避邪恶。到了它衰落的时候，人民喜欢做生意赚钱，比周人还厉害。

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直到巨野，这是梁、宋的地方。定陶、睢阳也是都会，从前，尧兴起于成阳，舜于雷泽打鱼，汤定都于亳。民间尚存这些先王遗风，宽厚庄重，君子很多，喜好耕种，虽土地不肥沃，却能省吃俭用，以求财富的积蓄。

越、楚地带有三个区域，风俗不同。从淮北沛郡到陈郡、汝南、南郡，属西楚。这里民俗轻捷剽悍，容易发怒，土地贫瘠，少有积蓄。江陵曾是楚国国都，西边通往巫、巴两地，东边有富饶的云梦泽。陈在楚与夏的交接处，鱼盐转运贸易活跃，居民多经营商业。徐、僮、取虑一带的居民清廉刻苦，信守诺言。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一带是东楚，这里民俗与徐、僮相似。朐、缯以北，风俗和齐地一样。浙江以南，民俗与越地很像，吴是阖闾、春申君、刘濞三人招致天下游说的士人来聚集的地方，东边有丰富的海盐资源，还有章山的铜矿、三江五湖的资源，是江东的又一大都市。(www.xing528.com)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属于南楚，民俗类似西楚地区，楚国国都原来在郢城，后来迁到寿春，寿春也是一大都市。合肥南有长江、北有淮河，盛产皮革、干鱼、木材，当地兼有闽中、干越的风俗，因此南楚的人好花言巧语，很少讲信用。江南地势低，气候潮湿，男子短命，多出产竹木。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但储量不多，开采费用高，常常得不偿失。九嶷山、苍梧山以南到儋耳一带大体上与江南风俗相同，尤其混杂有杨越风俗。番禺是这里的一座都市，是珠玑、犀角、玳瑁、水果、葛布的集散地。

颍川和南阳是夏王朝遗民居住的地方。夏人为政崇尚忠厚朴实，这里有夏先王遗风，颍川人淳朴恭谨。秦代末年曾迁徙一些不法刁民到南阳。南阳西边通武关、郧关，东南临汉水、长江、淮河。宛也是一个都市，民俗混杂，好事，经商的人很多，放任侠义，与颍川相连，所以到现在还称他们为“夏人”。

天下各地的物产，有多有少，各地人民的习俗也因此不同：山东人吃海盐，山西人吃池盐。五岭之南、大漠之北本来就有许多地方产盐，这方面大体情况就是这样。

总而言之，楚越地区，地广人稀，吃米饭和鱼，刀耕火种，蓄水除草。瓜果螺蛤，不用到外地购买，就能自给。由于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从不用担心闹饥荒。因此人们都是偷懒混日子，没有储蓄，多数人贫穷。所以江淮以南，既没有受冻挨饿的，也没有家财万贯的。沂水、泗水以北地区，适宜种植五谷农麻，饲养各种牲畜，地少人多，经常遭受水旱灾害，人民只好多储蓄，因此秦、夏、梁、鲁等地方的人民，喜爱农业生产，又重视劳力。三河、宛、陈等地区也是这样，而且还经营商业。齐、赵的居民聪明灵巧，靠做生意过活。燕、代地方的人民既耕田，又畜牧，还养蚕。

由此看来，贤能的人在朝廷上深谋远虑、讨论国家大事，那些守信尽节、在深山老林隐居的人，也要设法为自己树立名誉，他们到底要追求什么呢？都是为着厚利。因此，清廉官吏不犯法，在任时间就长，时间长了，就富起来了。商人赢利虽然少些，也能富起来。求富是人的本性，不需要学习，就会主动去努力。所以军队中的勇士，攻城时抢先登城，冲锋时陷阵退敌，斩将夺旗，冒着箭射石击，赴汤蹈火，都是重赏驱使的结果。住在里巷的少年，杀人灭尸，抢劫作奸，挖坟盗宝，私铸钱币，打着仗义行侠的旗号，侵占他人财物，结交同伙去报私仇，明抢暗夺，不怕犯法，冒着犯死罪的危险，其实都是为了财利。现在那些赵、郑地方的年轻姑娘，梳妆打扮，弹奏琴瑟，飞舞长袖，穿着尖头的舞鞋，用眼神挑逗，挖空心思吸引人，不辞辛劳，离家千里，招揽顾客，不论是年老或年轻的，这也都是为厚利而奔忙。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戴冠佩剑，装饰讲究，外出则车马成排，这是为了炫耀富贵。猎人渔夫，起早贪黑，顶风冒雪，奔驰在深坑山谷，不顾猛兽的伤害，这是为了要捕得美味的食物。奔走赌场、斗鸡走狗之徒，争得面红耳赤，夸耀本领，之所以要赢，是因为怕输钱。行医、作法的人，精神焦虑，竭尽技能，这是为了谋生。官府的吏士，玩弄法律条文，私刻图章，伪造文书，冒着杀头的危险，这都是因为贪污受贿而不能自拔。农、工、商、贾各业储蓄增殖，原来就是为了增加财富。各种人都用尽智能，不遗余力去争取财富。

俗话说：“不到百里之外去贩柴，不到千里之外去贩粮。”要在某地住一年，只能种谷；要住十年的，才能够种树；要住上百年，就要积德。所谓德，就是有道德的人。现在有些人既没有官职俸禄，也没有爵位、封地、俸禄，但他们的快乐可以和这些有官爵的人相比，因此把这些人叫作“素封”。有封邑的人收租税，每年每户为二百钱。有一千户封地的人，则每年就有二十万钱的收入，凡朝见天子、礼聘诸侯、祭祀鬼神，费用都从租税里支出。普通百姓如农、工、商、士，若家有万钱，每年也有两千的利息收入；如有百万家财的富户，每年就有二十万的利息收入，除雇佣工人、上缴租税等费用外，还可以满足他们放纵奢华的生活。所以说这些人，在陆地上，养五十匹马，养一百六七十头牛，养二百五十只羊，养二百五十头猪。在水中，池塘每年产一千石鱼。在山中有一千棵成材的大树。安邑有一千株枣树，燕、秦有一千株栗树，蜀、汉、江陵有一千株橘树，淮北、常山以南和黄河、济水之间有一千株楸树，陈、夏有一千亩的漆树，齐、鲁有一千亩桑麻，渭川有一千亩竹子。在大国一个一万户人家的大城，郊外有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有一千亩可作染料的栀子和茜草，或者有千畦生姜、韭菜，这些人的收入与封地千户的贵族差不多。然而，这些都是富有的资本，他们不必考察市场行情，不必到外县奔波，坐在家里等着收钱就行，身有处士之名，而取用丰足。至于那些贫穷人家，父母年老，妻儿瘦弱，逢年过节无钱祭祀会餐，衣食不能自给，即使这样还不知羞愧，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们了。所以没有钱财的穷人，只能出卖苦力；稍有钱财的，才能凭自己聪明的头脑去赚钱；富有的，就可以乘机发大财，这是常规。如今谋求生计，谁能不冒生命危险，即可取得所需物品，那就应受到贤人的鼓励。所以靠农耕致富的最好，靠从事工商业致富的稍差些，靠非法手段致富的为下等。既没有隐居山林的奇士的德行，而又长期贫贱，还奢谈仁义，这真是够羞耻的了。

凡是登记在册的老百姓，别人的财富比自己多十倍就会自感卑下，对财富比他多百倍的人就要惧怕，对于财富比自己多千倍的人就要被他役使，对于财富比自己多万倍的人就要做他的奴仆，这是常理。要以贫穷去求得富有，农民不如工匠，工匠不如商人。刺绣织锦不如倚门当街做生意，这说的是工产末业，是穷人致富的手段。在交通发达的大都市，一年在市场的交易量：一千瓮酒，一千瓶醋腌的酱，一千缸饮浆，屠宰一千张牛羊猪皮，贩卖一千钟的谷子，一千车的柴草，制造总长一千丈的船只，一千株木材，一万株竹子，一百辆轺车，一千辆牛车，一千件漆器，一千钧铜器，一千石原色木器、铁器和各种染料，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牛，一千只猪羊，一百个奴隶，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钧丝絮、细布，一千匹彩色丝绸，一千担粗布、皮革，一千斗漆，一千瓶酒曲、盐豆豉，一千斤海鱼、刀鱼，一千石小杂鱼，一千钧腌鱼，三千石枣子、栗子，一千件狐貂皮裘，一千石羔羊皮，一千条毡毯，一千钟水果蔬菜。同时，还有一千贯放高利贷的资金，交易中间人中贪心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三，老实的人获利十分之五，这些人可与千乘之家相比。这是大概的情况。其他的行业如果没有十分之二的利润，那就不是我说的好的致富行业。

请让我简单说一说那个时代，千里范围之内，有才干的人是如何致富的，以使后世的人参考、选择。

蜀地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因冶炼铁矿致富。秦国攻破赵国后，迁徙卓氏。卓氏被掳掠后，只有他们夫妇推着小车，步行到被迁徙的地方，和他们一起被迁的赵人，手里有点余钱的，争相贿赂秦国的官吏，要求迁放到离赵国较近的葭萌。唯有卓氏说：“这个地方狭小贫瘠，我听说汶山下有肥沃的原野，长有大芋头，可以充饥，一辈子也不会挨饿。那里的人擅长经商，容易做买卖。”于是他就要求迁到远处。到了临邛，他非常高兴，便开采矿山，铸造生铁，运用计谋，财势压倒滇、蜀的居民，有一千个仆人，享受的田池射猎之乐可与国君相比。

程郑，也是秦国从崤山以东迁到蜀的降民，他也从事冶炼铸造，把产品销售给少数民族，他和卓氏一样富有，都住在临邛。

宛县孔氏的祖先是魏国大梁人，从事冶铁业，秦国攻打魏国时，把孔氏迁到南阳。他大规模冶炼金属，经营铸造业，开辟池塘养鱼，赶着成队车马与诸侯来往，借此获取经商的便利条件，因为他给诸侯送礼出手大方，所以有了闲游公子乐善好施的美名。他给别人的利益很大，但赚得更多，胜过那吝啬小气的商人，家中财富多到数千金。所以南阳人做生意，都效法孔氏慷慨大方的手法。

鲁人向来崇尚节俭吝啬，而曹邴氏尤为突出。他以炼铁起家，拥有巨万财产。他给家里人订下规矩：不做没好处、不能获利的事。他家放债，做生意，遍布各郡国。郑、鲁人民大多弃文从商，是因为受曹邴氏的影响。

齐国习俗是轻视奴仆，可刀间却看重奴仆。狡猾聪明的奴仆，是人所害怕的，可刀间却把他们招到身边，让他们为自己效力，让他们替他去追逐渔、盐等商业上的利益，或者让他们坐着成队的车马，去结交地方长官。刀间越信任他们，奴仆就越为刀间卖力，为他赚的财富有几千万。所以有人说：“宁可不去求官爵，而为刀间卖力。”是说能够让那些狡诈的奴仆揣满自己的腰包，又能让他们为主人尽力。

周人本来就很节约吝啬，而师史吝啬得更厉害。他的运货车辆数以百计，到各郡国做生意，无处不到。洛阳位于齐、秦、楚、赵的中心，街巷的贫民在富家中学做生意，并以经商时间长为荣，屡次带领商队路过乡里也不入家门。师史就是因为任用这样的人，才能致富七千万。

宣曲任氏的祖先，是督道的粮仓官吏。秦朝灭亡的时候，豪杰们都去抢珠宝，只有任氏用地窖储藏谷子。后来楚汉两军，在荥阳对峙，农民没法耕种，米价一石涨到万钱，任氏卖谷，将豪杰所劫的珠宝收归囊中，任氏因此而致富。一般富人互相攀比，奢华成风，而任氏却不摆排场，崇尚节约，致力于耕田畜牧。田地、牧畜，一般人都要挑便宜的买，只有任氏要买好的、贵的。任氏几代人都很有钱。但任氏家规规定：不是自己家种的养的，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不能喝酒吃肉。他就这样成为乡里的榜样，所以富有之后，国君很器重他。

国家开拓边疆的时候，只有桥姚经营牧业，养了一千匹马、两千头牛、一万只羊，粟以万钟计。吴楚七国起兵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都要从军出征，要靠借高利贷满足军中所需，放贷的人以为列侯君的食邑国都在关东地区，而关东军事胜负未决，没有人肯贷钱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一千金放贷，利息为本钱的十倍。三个月后大军收复吴、楚，一年之中，无盐氏得到超出本金十倍的利息收入，因此，成为关中的富豪。

关中的富商大贾，大部分是田姓家族的人，如田啬、田兰。而韦家的栗氏、安陵和杜县的杜氏，也都拥有万万钱家财。

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人都是商界的佼佼者。他们都没有爵位、封地和俸禄，也不是靠非法手段致富的，他们了解市场运行规律，能够随机应变而获利，靠经营工商末业致富，置办田产从事农耕来守财，甚至不惜用武力手段行事，谋取钱财，然后通过政令保护，使买卖中的变故有法可依，有矩可循，所以值得记述。至于那些从事农、牧、工、虞、商贾的人，运用权谋和财利而成为富人，大者可以压倒一郡，中者可以压倒一县，小者可以压倒一乡，这种人多得都数不清。

节俭和吃苦耐劳是生财的正路，但求富的人还必须看准商机，出奇制胜。耕田是笨拙的行业，而秦杨却靠它成为一州的首富。盗墓是犯法的勾当，而田叔却靠它起家。赌博不是好营生，而桓发却凭借赌博发家致富。沿途叫卖是男子汉大丈夫看不起的谋生手段，而雍乐成却靠它发财。贩卖脂粉是耻辱的事，而雍伯却靠贩油脂积累了千金的家财。卖浆水是小本生意，而张氏却能以此积累千万家财。磨刀是小手艺，而郅氏却能富到列鼎而食。卖羊肚儿是微不足道的，浊氏却能因此拥有成队的车马。马医是浅陋的职业，张里却因此享有贵族一样的生活。这些人都是一心经商而致富的。

由此看来，并不是说从事某种行业就能致富，财货并没有固定的主人，有才干的人能吸收四面八方的财富，没有才干的人只能任由财富从身边溜走。家有千金的富家，比得上一个都会的封君，有巨万家财的富豪，可以像国君一样享乐。难道所谓的“素封”，不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