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号通行证制度下的行动与指示

丁默邨、李士群进驻“76号”后，正式成立了“特工总部”，由丁默邨任主任，李士群任副主任；又成立“警卫总队”，李士群兼任总队长，吴四宝为副总队长，张鲁为参谋长，叶吉卿为财务主任，佘爱珍为经理主任，王慧农为副官主任。

“76号”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本身的构造，十分适合特工活动，院子很大，四周筑有高大的围墙，不容易遭受外人侵袭。丁默邨、李士群搬进“76号”以后，大兴土木，进行改造。

“76号”原来有一个大铁门，大门之外就是马路，是工部局巡捕房控制范围，在大门口不便设立炮楼，因此驻守大门的警卫有一个班。凡是进出“76号”的人，必须持有通行证，才可出入。证件是淡蓝色的，一面印着“昌始中学”与持有人的姓名、号码，另一面贴有持证人的相片。

进了大门，就是一个通道，尽头处为古典牌楼式二门，门楣上有“天下为公”四个孙中山手书体大字，二门两边墙柱上开了两个方洞，用于架设两挺轻机枪。进了这道铁门，就可以直达东面的主楼，那就是丁默邨、李士群的办公处，因此防备特别严密。门口设有专门警卫，备有一本贴满相片的簿子，凡是有资格经常出入二道门的人，相片都贴在簿子上，并编好号码。出入时，要报出号码，警卫便依据相片簿验明后，再给予放行。如果带有武器者，一律暂存传达室，出来时再行发还。

二门内就是大院，大院内高竖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青天白日党旗。警卫人员的穿着与过去也不同，过去都是黑衣裤衫，胸襟敞开，帽子歪戴的流氓装束，后来与抵达上海的汪精卫集团合流后，特务改穿为草绿色的制服，没有帽徽。

二道门内东面新盖了二十多间平房，作为警卫总队的办公室、审讯室兼警卫宿舍；西边添造了两开间的楼房，为“特工总部”机要及电台所在地。

院子中间有两幢主楼，东面一座主楼称为“高洋房”，是丁默邨、李士群等“76号”头目活动的地方，一楼有会客室、储藏室、电话接线室、会议室等；二楼则是丁默邨、李士群的寝室兼办公室。楼梯口有一道铁栅栏门，派有便衣特务警戒，未经丁、李的特许，任何人不许上楼。生性多疑的丁默邨，住房中虽有床铺，却睡在浴室内，并在浴室四周装有防弹钢板，睡前在浴缸上安放一张棕棚，早上起来，再把棕棚拿掉，使人不易发觉。三楼的两个房间，是“犯人优待室”，专关一些被软禁的“高级人员”。西面一幢主楼是三开间、两进的石库门楼房，四周有走马楼。在走马楼中间的天井上新搭了一个玻璃棚，把楼下前后两厢与客堂打通，改为一个大厅，算是大礼堂。讲台上悬挂着党旗国旗和孙中山遗像及总理遗嘱。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举行。(www.xing528.com)

其余的房间，就作为各处、室的办公室。东首主楼的侧面，另有一幢三开间的平洋房，驻扎日本“梅机关”的分机关和宪兵，日本驻上海宪兵队总部派有以宪兵准尉涩谷为首的七八人长驻在此。

“76号”采取的任何重要行动，必须事先得到涩谷的指示与同意。“76号”拘捕的人数、工作情况以及所搜集到的情报，都要写成报告交给涩谷，由他转送日本宪兵队特高科和“梅机关”。“76号”的活动是在日本人的保护下进行的，因此，“76号”外出行动时，如在租界临阵失利，就由涩谷出面保护。“76号”的人在租界被捕，只要说是“日本宪兵队的人”，巡捕房因害怕得罪日军，往往是不敢深究的。

“76号”花园里的大花棚，改成了临时看守所，专门关押、刑讯被抓进来的抗日分子和嫌疑人。

1939年5月，汪精卫一伙从河内抵达上海，收编了丁默邨、李士群特工总部。是年9月初，“76号”的主任是丁默邨，副主任是李士群，但丁、李两人矛盾很大。因为丁默邨熟知原调查统计局第一、第二两处的人事，他早把上海秘密通信的地方都记下来，所以他到上海不久，把调查统计局在上海第一、第二处的人抓了不少。军统、中统的组织大都被汪伪特工总部破坏，大部分人员投降了“76号”。所以原第一处（中统）、原第二处（军统）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员便恨透了丁默邨。

从1938年春至1940年3月，被丁默邨杀害的“军统”人员名单如下：

军统这么多人就这么牺牲了，戴笠哪肯吃这种闷亏？于是下令对“76号”进行报复，双方在租界展开了一场充满血腥味的“特工大战”。截至1940年1月1日，在各种各样的枪战中，死伤人数达4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