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晚年写了一本《成败之鉴》，道出其中的秘辛：
“日本人投降之前，丁默邨任伪浙江省省主席，周佛海任伪行政院副院长，李俊龙任伪上海市市长；丁在浙江，周在南京，李在上海，这三个地方很重要。我派了一个姓赵（注：应为赵冰谷）的人去找丁默邨。我告诉他说：现在战争快要结束了……你们只要为我方做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你们做得到的话，你们虽然是汉奸，可是我可以保证你们不死。哪三件事情呢？第一件是，南京、上海、杭州这三个地方，你们要守住岗位，不能让江北的新四军先占去；第二件是，京沪、沪杭两条铁路上所有的伪军部队要能控制得住，因为这很重要，我们的军队可立刻由铁路运输到上述三个据点而无阻碍；第三件是，战争一结束，你们要以最快方法联络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让中央军立刻开进以上三个地区。这三件事，你们必须做到，这与你们几个人是生命攸关的。”陈立夫还特别强调要与军统戴笠取得联络。
双方谈好了条件。那么陈立夫与丁默邨又是什么关系呢？
1938年，陈立夫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分家，下面原有三个处，第一处（处长徐恩曾）改称中央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戴笠）改称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丁默邨，所属的处被取消了，暂时没有着落，他本来与徐恩曾、戴笠平起平坐，现在被边缘化，这样一来令丁默邨大为不满。丁默邨早年经历又是如何？他是怎样当上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的呢？
丁默邨（1901—1947）出生于今湖南省常德市。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常德时，他在省立二师附小读书，加入“常德学生联合会”，进行革命活动，次年考入省立二师。1921年秋，丁默邨去上海，结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施存统。旋即施介绍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与中共湖南党团组织取得联系，被派回常德，开展建团工作。次年初，他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小组，自任组长。1922年6月，正式成立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10月，被选为书记。
1924年，丁默邨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上海加入了国民党。1925年至广州，在国民革命军海军总政治部任主任秘书即参议。
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办事员。科长陈立夫派丁默邨赴上海策反北洋军阀的三艘军舰起义。行前陈立夫问他有无把握，丁默邨说：“把握在于北伐军手中，如进军顺利，职虽不才，此去即使不成功，起码可使其中立。”陈立夫深感其言，遂替他寻到一纸“特派专员”的委任书。1927年任汉口特别市政府处长、参事。
1930年，中央党部调查科转向特工行动，丁默邨被派到上海，以“民光中学”校长的公开身份，直接领导一个直属情报小组，并参与与李士群出版《社会新闻》，专门刊登共产党人隐私的诬文。
1932年，蒋介石设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徐恩曾、戴笠分任第一处和第二处处长；丁默邨由陈立夫援引提拔，任第三处少将处长，专管邮电检查。
1938年5月，共产党中央委员、陕甘宁边区副主席张国焘借口祭扫黄帝陵，叛逃至西安，在中统特务护送下来到武汉，陈立夫命丁默邨主持“招待”。丁默邨出手阔绰，引起二处处长戴笠嫉妒，向蒋介石控告他贪污，招待费受到追查。是年8月，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被一分为二，成立中统局和军统局，丁默邨的第三处解散，丁本人未做安排，遂以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名义，赴香港养病，同时经商。由于亏损，便于1938年底秘密去了上海，与原中统三流特务李士群搞到一起。其实真正让丁默邨落水当汉奸的人是周佛海，他与周佛海的交情极好。当时周就在香港，在周的劝说下，丁默邨去了上海。丁默邨的到来令李士群大为欢喜。
李士群在中统中只是个三四流角色，没什么号召力，日本方面也不重视，于是让出老大的交椅给丁默邨来坐。孰料丁默邨假意推辞，惹得李士群急了，对天发誓说：“日后我如有二心，不得好死！”丁默邨这才答应坐了“第一把”交椅。
抗战胜利后，丁默邨站在汉奸的被告席上，却狡辩说，当时“拟赴沪邀人另营商业以维生活。乃于二十七年（1938）年底秘密赴沪，不幸为日方发觉，认邨有抗日活动，暗中监视；旋李士群来包围，迫邨参加所谓和平运动，李并表示：如拒不参加，绝对无法离沪，日方将更予邨最大不利。始迫而虚与委蛇，但邨毫无工作”。完全是一副被逼无奈，可怜兮兮的模样。(www.xing528.com)
果然，丁默邨到沪后，在大西路六十七号挂起党旗、国旗和先总理遗嘱。他的影响果然比李士群大得多，中统和军统留在上海的骨干纷纷来拜见丁处长。
丁默邨对来访者说：“自从上海沦陷以后，这种场面很难看见吧？兄弟我这次是奉了立夫先生之命而来，因为我们在大后方看到抗战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共产党的抗战到底，就是要抗垮国民党，就是唯恐不乱。立夫先生要我到上海来开路，这就是要我和日本人进行交涉。一旦时机成熟，立夫先生也要来的。为了国家的前途，我们就要按蒋委员长要求进行曲线救国。”
他这一番花言巧语，颇能打动不明就里者的心，于是不少人上了丁默邨的当，填表参加伪特工组织。
日本特务机关听说从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来了一个与徐恩曾、戴笠平起平坐的少将处长，自然非常重视。很快，在日本使馆清水董三的引荐下，丁默邨和李士群在重光堂会见了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
丁默邨、李士群主动上门，土肥原是非常高兴的。他亲自递上香烟，并为其点火，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和蔼地说：“上海的恐怖活动近来十分猖獗，不知丁先生对此有何高见？”
丁默邨眼里闪着凶光，声音却很平静：“上海恐怖活动的罪魁祸首是重庆特工，要取缔这种恐怖活动，必须以毒攻毒。《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在这方面，我们对他们了如指掌，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也成立一个特工组织就能粉碎他们的活动。希望阁下能给予指导与支持。”
土肥原点头：“啊，我明白了。你们的提议很好，但我不能马上答复你们，我要向上面汇报和进一步研究。”
几天以后，土肥原派日本特务机关上海负责人晴气庆胤来见丁默邨，进一步了解他们组织特工的计划和打算。
晴气庆胤飞抵东京，向主持特务工作的大本营陆军军部军务课长影佐祯昭汇报，当时，他正策划以汪精卫为首的“和平运动”，而稳定上海局势，镇压人民抗日风潮，制止国民党特务的恐怖行动，是他整个计划中的重要问题。于是影佐祯昭决定把丁、李的特工计划作为整个“汪工作”的一部分来考虑。三天之后，即1939年2月10日，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给晴气庆胤下达了“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务工作训令”，作为对付上海恐怖活动对策的一个环节。
在日本特务机关支持下，日本宪兵队拨给军管的极司菲尔路76号（现万航渡路435号）大花园洋房作为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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