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馆派仍不罢休,借口梅思平的“手下”营私舞弊、中饱私囊,搞得梅思平以退为进,向汪精卫大掼乌纱帽,要撂挑子辞职不干了。为此,汪精卫还给梅思平写了一封慰留信,两人又面对面跪着谢罪。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1943年4月,上海中储券发行额每月递增超过10亿元,导致通货膨胀。上海、南京等地出现了抢购物资、囤积居奇的风潮,引起物价普遍上涨。
日军强烈要求汪伪政府采取严厉措施,清查和打击商品囤积和投机活动。但是,商品囤积、投机活动的参与者,很多是汪伪集团的军政要员,于是引起了一场内部斗争的轩然大波。当时由公馆派核心人物、伪宣传部部长林柏生出面,借机攻击伪实业部出卖经济信息,纵容奸商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汪伪立法院、检察院也要求进行彻查。矛头直指梅思平。汪精卫耳根子软,听信公馆派一面之词,说:“查出来的大投机商,要枪毙两个。”
于是梅思平以攻为守,向汪伪最高国防会议提案,要求明令派员彻查上海投机、囤积和扰乱金融的风潮。伪行政院根据伪最高国防会议指令,派出四大要员手持“尚方宝剑”,前往上海进行查处。果然发现有十几家从事黄金、棉纱布、股票等投机囤积的大户,确有几家与伪江苏省省长李士群有直接关系,还有几家的后台老板却是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与梅思平却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这使得调查人员十分为难,又不便向汪精卫据实汇报,只好交由当时兼任伪上海市市长的陈公博处理。陈公博只处分了一两个无名的不法商户就不了了之。
这样一来,梅思平愤愤不平,向汪精卫要求处理幕后人物,否则就辞职不干。汪精卫在老婆的唆使下,表示梅思平不干就不干吧。此时周佛海也对梅思平感到不满,因为梅思平也在培养自己的势力,对周佛海也不买账。周佛海日记中是这样说的:“对思平辞职力主挽留。盖思平对余不起之处甚多,本可袖手旁观,但为顾全大局,仍力为之后盾。明知其将来仍有对余进攻之时,余不顾也。其为人多疑多忌,实不易欤,为大局计,忍之而已……”此日记所言,证明周佛海对梅思平的多疑多忌性格和为人处世的不满。由于周佛海等在汪伪集团中属于外来户,如果再内讧,更加势单力薄,于是还得帮其一把。
在出席伪行政院会议后,周佛海避开陈璧君等人,请汪精卫到小客厅,劝说汪精卫慰留梅思平,请将其辞呈退回。汪精卫却不肯。周佛海说,如果批准梅思平辞职,就会助长李士群一派的气焰。汪精卫一听不无道理,但为了要面子,把梅思平的辞职书退还给周佛海,又打电话给在上海的梅思平,让他回来。梅思平见周佛海搬了梯子,立即下来,回到南京后,得理不饶人,在伪国防会议上提出“囤积居奇治罪条例”,要求表决通过,却遭到公馆派顾宝衡的坚决反对。
顾宝衡为什么要反对治罪条例呢?原来,他指使伪江苏省粮食局局长正在强收大米,囤积居奇,坐待涨价。此事,梅思平略有耳闻,他是有针对性的。
梅思平发言说,“治罪条例”如果通不过,我还是要辞职的,并挑明要揭开公馆派是不法商人的后台老板。这样一来,捅了马蜂窝,触怒了汪精卫一伙的利益,汪精卫说:你辞职吧,我批准了。散会后,周佛海陪汪精卫到客厅,进行劝说。这时梅思平到了,“跪地大哭,请求辞职”。汪精卫害怕得罪周佛海一派,无奈之下也双膝跪下了,表示道歉。周佛海开始去搀扶梅思平,还没拉起来,又见汪精卫也跪了,扔下梅思平又去搀扶汪精卫。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还得依靠周佛海、梅思平等实力派,只能放下身段,给梅思平写了一封慰留信。
梅思平的第四条原本就是以退为进,他根本不想,也不可能辞职。有了汪精卫的慰留信,就借坡下驴,表示不再辞职了。
因梅思平在伪实业部部长任上屡与公馆派发生冲突,1943年9月调任伪内政部部长。但公馆派与馆外派的明争暗斗并没有停止。
10月13日,夜幕笼罩下的徐州城,随着汽笛声骤然响起,一列满载着粮食和其他物资的货车徐徐驶入徐州站。火车刚刚停稳,一个日军少佐接过运粮官手中的“特殊搬运证”,进车厢进行查验。所谓“特殊搬运证”就是粮食准运证,伪最高国防会议通过并实施的“清乡地区米粮封锁暂行办法”规定:凡“清乡”区内的一切粮食运至外地时必须持有“特殊搬运证”。
在检查中,日军发现在成麻袋的糙米下面,竟藏有大量白米,可“搬运证”上却明明写着是糙米。少佐当即下令扣留货车,并报请南京日军军部调查。由此,一起牵动日军神经的特大粮食贪污案浮出水面,引起了侵华日军最高顾问部的重视,伪中央政府不得不予以严办,专门成立了“特别法庭”以审理该案。此案的首犯是伪江苏省粮食局局长与苏南米粮采购办事处处长勾结,背后的后台竟是伪粮食部部长顾宝衡和次长周乃文。他们在苏州、无锡、常州、松江、太仓一带的米粮采购业务,用先付款不提货的方法,坐等粮食涨价,再以最高价进行结算。不法奸商勾结汪伪粮食部高官,在市场上大量收购粮食,使得粮价日益上涨,老百姓怨声四起。伪粮食部向粮商们解释说,大部分粮食都被作为军粮供应皇军进行圣战了。同时打着为日军代办军米的旗号,在市面上抢购大米,并封存粮商的粮库,再将这些大米转运到北平,在糙米中夹带好米,以图再大发横财,这才导致了徐州火车站的粮食贪污案案发。1944年3月8日,顾宝衡被日本宪兵逮捕,并免职。(www.xing528.com)
当时日本顾问愤怒地表示,要将伪粮食部部长顾宝衡和次长周乃文统统枪毙,为什么会这样呢?日军也不愿意替汪伪背黑锅,于是才发狠要枪毙顾宝衡和周乃文。最后经伪最高法院审理,汪伪政府粮食部部长顾宝衡、次长周乃文被法庭判处死刑。经呈请汪精卫核示,特予赦减,各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所得巨额赃款均予没收。
然而,公馆派与梅思平的斗争还在继续。1944年4月,一直由日方控制的鸦片专门机构“宏济善堂”在梅思平的多次交涉下,终于如愿以偿地由伪内政部接收,梅思平在伪内政部设立伪禁烟总局,宣布分期禁绝鸦片。
其实伪府许多机构的经费,都要仰仗烟税来贴补开支,因此这“鸦片公卖”权力,就成为群奸逐鹿的对象。禁烟总局成立时,梅思平选定心腹部下章骏任伪禁烟局局长。
在会计处处长的人选上,伪内政部次长袁愈佺(公馆派)安排了自己的亲信孙某为处长,由于怕梅思平反对,事先征得伪主席陈公博同意。而梅思平调自己的亲信顾某走马上任。于是在伪局上演了一出真假“双包案”,都拿着部发的派令,各不相让。章骏急忙打电话给梅思平,梅思平在电话中声色俱厉,告诫顾某绝不后退。孙某也将情况告知袁愈佺,袁向陈公博请示办法,陈公博为顾全大局,令袁将孙某叫回,另派新职。袁愈佺千方百计地搜集了伪禁烟总局内部贪污腐败的证据,不断向陈公博告密。
当时上海共有土行大牌照(批发)五十二家,小牌照(零售)二百余家,由行业工会管理。伪局以限期禁烟为名,取消所有大小土行“燕子窝”的牌照,重发新照,谕告烟民办理登记,发给执照,注明吸量,逐步减少,以三年为期戒绝烟瘾。
共发大牌照十五张,小牌照一百二十八张,表示符合“逐步禁绝”的原则,土行老板自然不敢反对。伪局方又通知凡停业土行可以申请核准,须付给保证金大牌照一百万伪币,小牌照五十万伪币。土行老板纷纷都缴纳了保证金。谁知这十五张大牌照,早已暗中内定,局方留下五张,前“宏济善堂”盛老三等分配五张,其余“特业公会”的就只有五张。土商们打听到局方五张大牌照原来是由伪代主席陈公博,伪内政部部长梅思平、次长袁愈佺,伪宣传部部长林柏生和章骏各领一张,交给他们的亲戚出面经营。堂堂主席、部长竟与烟棍争利,这就引起了大小土商的公愤,组织了大批请愿队伍开到北四川路1286号伪禁烟总局办公室,吓得章骏连忙从局长室后窗偷偷溜走。后经部属委婉说明这五张大牌照绝对不能更动,所有原大牌照五十二家,保证发给小牌照,剩下的以抽签方法决定,这样牌照才得到解决。
伪禁烟总局按月配给土行烟土,章骏在烟土配方上大做文章,配给的烟土分量不足,又掺了几成代用品,到了烟民手中就大为变质。章骏还买进一批川沙、南汇土产的土浆,硬要配给土商。这土浆成色好看,实质非常低劣,简直不堪入口。当总务处配给到土行时,遭到拒绝。章骏恼羞成怒,声言如拒绝派货,则以后老北口及西土,亦将停止配给。这种蛮横做法,自然激起了土商的反抗,于是由陈公博、林柏生、袁愈佺三人所开设的土行老板带头,组织土商到南京请愿。
袁愈佺一看机会来了,一面草拟了一个改组伪禁烟总局的计划,一面请示陈公博发出扣留会计处处长顾某、彻查账目的命令。袁愈佺这一招,使梅思平惊惶失措。谁知隔了几天,当伪国防会议举行常会时,陈公博更干脆,提出将伪禁烟总局撤销,另在伪军委会名下设立伪禁烟总监署,由陈公博自兼总监,袁愈佺为副监,章骏着即撤职。梅思平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一言不发,暗记在心。
1945年5月的某一天,又逢伪国防会议例会,这次陈公博提出由林柏生出任伪安徽省省长,梅思平开始发难,说:伪安徽省省长人人可去,独有林柏生不能去。因为林柏生曾发动了伪青少年团举行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怎么又派他到种烟的省份去当省长,这不是侮辱林的人格了吗?这一席话,居然博得与会者的喝彩,搞得陈公博大发雷霆,拍案坚持要通过这一提议,林柏生的伪省长几乎当不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伪政府开会商议解散。梅思平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他准备去找陈公博想办法,不料陈公博等人跑了,不见踪影。此时,一位叫许耀洲的人出现了,向梅思平献上一计,让梅思平听了连连点头,眉开眼笑。这个许耀洲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他所献的是什么妙计,能让梅思平转危为安、乱中取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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