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大档案馆建设指导-心中的云大

高校的档案馆建设，其指导思想毫无疑问是要为教学、科研和学校党政管理、全校师生职工服务。但具体怎么服务，却有许多文章可做，有许多认识和做法需要探索。以我们目前档案收集的范围来说，“学校在教学、科研、管理各项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学校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载体的文件材料”都在收集范围之内（《高等学校档案工作规范》第二章6.1条）。从字面上说，这种提法是很全面的。但具体的，什么是“直接形成的对学校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文件材料呢？虽然《高等学校档案工作规范》还有较细的“范围”规定，但具体到各校、各个部门，可能就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了。就目前大多数学校来说，对上文的理解，往往被解释为“与该件事（或该文件、该课题）有直接关系的文件材料”，“是指文件产生的依据和因该文件而产生的批复、复函、结果反映、附件等”。而产生在学校，或与学校有更广泛、更密切的联系的事件的其他文件材料，尽管可能也很重要，很有保存价值，则可能因为它“不太直接”而不在收集范围之内，因此被“割爱”了。这使我产生了一个常常萦绕我心、使我耿耿于怀、让我彻夜难眠的问题：那些并不直接，但很重要、很有用、甚至是国家重要财富的、很有价值的材料怎么办？

试举几例。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云南省委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派了大量的工作组、调查队，深入到民间进行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的各民族发展的历史文化材料，包括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民俗的等材料。这些材料对当时的民主改革起了很大作用。我校历史系师生参加了这项工作。但因其“直接产生”的历史原因是为民主改革服务，其隶属关系是省委工作队，因此，此项工作完了就完了；而从档案归档的原则来看，与该地区该事件有关的材料亦应按当时工作的隶属关系应归省委。但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大家都没有档案意识，或者从更广的角度来说，没有文化意识，这些调查材料除少量归档外，大多数在事完之后即被随便处置或销毁了。如此宝贵的材料，我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工作一完，便一切都完，连一张碎纸都没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就这样丢了。云南素有“活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博物馆”之称，当时有多种社会形态并存（有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在昆明地区和一些城市还有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某些活动）。如果我们当时就有宽泛的视野，有深邃的历史的洞察力，那么，这些调查研究材料，无疑是可以留下来作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最宝贵的财富。这些材料，如果省委不收，而由我们云大把它收下来，如同美国大学，按专题作为历史资料把它收下来，未尝不是好事。它们不但当时可用，而且今天也可做对比，明天还可研究历史。可惜，这些材料后来都散失了，没有能集中保管，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校历史系部分教师后来就他们个人的兴趣、爱好和认识收集了一些材料，做过一些研究，也产生了不少成果。但可惜这些材料未能集中保管，存于他们个人手中，不能发挥更大作用，甚为遗憾！而且，当年参加调查研究的许多教师，“文革”后已过世不少，他们手中的材料已不可复得）。

第二，1958年，云南省委宣传部和省文联、作家协会共同组织了云南许多作家、诗人和高校中文系师生到滇中地区采风，进行民族民间文学调查，广泛收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学素材。我校中文系师生参加了这一活动，获得相当多的材料。其中仅撒尼人叙事长诗《阿诗玛》的原始材料就达数十种，此外还有若干民族民间故事、传说、诗歌、神话等。但这次调查，除几部长诗和一些民间故事、传说被整理出版外，大多数调查收集到的原始材料也都散落各手，甚或回复到“民间”去了。而当年这些唱诗、说故事的老人们，随着时间的流逝、经“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多已不在人世。云南这诗的海洋，传说的故乡，没有诗，没有故事了。今天的旅游者们到了石林——阿诗玛的故乡、世界级的旅游胜地，听到导游小姐们的导游解说，也都是些胡凑的“张三丰打鬼”的“故事”，“点石成金”的传说等等。云南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很有人文韵味的景点没有了，直接影响了旅游事业的发展！

诸如此类的事很多。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是如此，自然科学亦莫能外。云南是植物王国、动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其地理、地貌、气候，独具特色。几十年来，我校成百上千的教师学生踏遍云南的山山水水，做了许多调查研究，搜集了大量资料，虽然整理出版了许多著作，但大量的“与本课题无关”的原始资料也大量丢失了！还有大量的科学实验记录、数据，往往是课题成功者收、失败者丢。本来可供后人研究、总结、认识世界的宝贵财富，也因为对档案的不同认识和理解，大量地被丢失了。(www.xing528.com)

追根溯源，我认为这是一个对档案的认识问题，特别是作为一个档案工作者来说，是一个档案馆建设的指导思想问题。人们认识社会，认识自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次成功，一次全面，一次深刻，一次就什么问题都解决掉。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往往是反复地、多次地接触、多次地认识、多次地理解，逐步地深入，螺旋式地提高的。因此，档案材料的收集、集中管理，扩大其使用范围，延长其使用寿命，是大有好处的。如前所述的许多科研资料，往往是过几十年，人们要探索新的问题，要研究它的历史时，才发现它很有用、很有价值。但由于没有当作档案集中保管、整理编目，散落在私人手中，时间一长，或者流失或者销毁，甚为可惜。作为一所大学的档案馆，我想，如果当年我们注意得到、认识得到这些，今天的云南大学档案馆其馆藏之丰富，内容之独特，绝对是世界少有的。因为它产生在云南这世界少有的地方。它拥有的资源、材料，很可能是人们研究多种民族在同一时期、生活在不同的几种社会形态下这一世界奇特现象的“活的人类历史发展的”特有材料。云南大学档案馆当然也就会成为世界少有的独具特色的档案馆之一。其资料无论在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艺术以及许多自然科学学科领域都将很独特、很有用。

美国大学的档案馆在这方面比我们做得好，其原因之一首先是他们档案馆建设的指导思想比我们先进、比我们开阔、比我们明确、比我们具体；也没有我们那么多框框。他们十分重视为学术研究服务，而行政干预较少，因此其工作中心紧紧围绕着学术研究；他们的档案工作者直接渗入到课题中，与科研工作者一道工作，帮助科研工作者收集资料、整理编目、提供利用；即使是管理类档案也是如此。他们的视野比我们开阔，凡是与课题有关的材料通通收集整理，不论形式，不论在世界的那一个角落，凡力所能及，都要收到；他们不讲求原件不原件，只要可用，都要收。这就大大地帮助了教学和科学研究，真正做到了为学校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

相比我们，虽然我们也喊“为教学、科学研究服务”的口号，但仔细检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收集保管“学校自己形成的（或直接形成的）”“历史凭证”上。我们过多地注意了“自己形成的”“直接形成的”“原始材料”这些档案定义中严格限制的界限；过多地注意并狭隘地理解了“历史凭证”这一内涵的界定及作用。这就使我们如前面所举的例子，自觉不自觉地限制了自己的视野，妨碍、限制了我们更多更大范围地收集资料，丧失了许多宝贵的东西，从而自觉不自觉地限制了我们更多更主动地为教学、科学研究服务的主观能动性。

指导思想的不同，不仅使我们在收集范围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同时也影响了工作方法、方式、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影响了档案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