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矿产资源丰富，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历史经验

1922年云大建校之初，董泽校长根据当时云南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之急需和云南矿产资源丰富的特点，一开始就设了政治经济系、教育系、土木工程系和采矿冶金系。那是当时社会的急需、学校的条件（师资、经费、认识、经验等）所决定的。

1937—1949年，熊庆来时期。那虽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战争时期，但学校已有了十几年办学的经验和历史；云南处在战争的大后方，熊庆来又得省主席龙云的支持，云大由省立改为国立，得到教育部的支持，地位得以提升；加上北校南迁，大批知识精英、学术大师汇集，熊庆来抓住机遇，充分发挥云南特有的资源优势和当时昆明的人才条件、利用他自己的远见卓识和广泛的人脉关系，把云大推上了一个新台阶。试以几个实例说明。

采矿冶金专业的建设

1923年云大建校之初就设了采矿冶金系。为什么一开始就设采矿冶金系呢？因为云南矿产资源丰富。谁都知道，云南素有“金属王国”之称，在全世界已知的140多个矿种中，云南就有112种，且分布广，遍及全省16个地州。在历史上，朱提（昭通鲁甸）银、东川铜、会泽铅锌、个旧锡等都是享誉全球的。据报道，在现已查明的若干矿种中，云南的铅、锌、锗、锡、铟、铂、锆、岩盐、钾盐、铜、镍、磷、砷等储量均居全国前列，且这些矿的伴生矿多，利用价值高。所以，在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早就盯住了云南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都想以此来为国家做出贡献。有此思想基础，所以云大建校就设采矿冶金系。1935年，蒋介石“驻跸本校”，接见校长何瑶，曾“勖勉本校”“培养理工专材，建设西南工业中心”（《云南大学志》大事记第75页），接着又得教育部视察西南教育专员陈礼江来校视察。陈“对于云大采矿冶金系颇为重视，（认为）惟设备过简，难敷应用，饬速谋充实，以期健全。”（《云南大学志·大事记》第36页）此后虽然时局不稳，学潮频频，但何瑶仍抓住机遇，力请中央政府拨款支持。在呈教育部的报告中，他写道：“云南幅员广阔，地形复杂，矿产丰富，生物繁滋，其能提供于学术上之问题甚多，而足为富国之资源至大。”“惟是理工设备，需款浩繁，非得巨款补助，不能树立相当基础。”在他的不懈努力和社会各界的热心支持下，云大先后获得中英庚款、中基会（美款）、资委会等多次多项补助，使采矿冶金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以上材料转引自《思想战线》2003年增刊，谭茂森《论何瑶的教育思想》）1937年熊庆来到校长校，对采矿冶金系更为重视。熊庆来本人在青年时期对云南的矿产资源就知之甚多。他出国留学想学的就是采矿冶金，只是后来因为战事，巴黎高等矿业学校关闭了，而他当时身体不好，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才改学数学。熊庆来到云大后，拿着蒋介石对何瑶曾经的“训勉”到处做工作，争取支持。同时，他更注意引进、网罗人才，将我国著名的冶金专家张正平、袁见齐、冯景兰、许杰、孟宪民、徐祖耀等聘到云大来任教，为矿冶系的更大发展铺平了道路，使矿冶系在学术上的影响力大大提高。截至1949年，我校矿冶系已在全国具有相当规模，其人才和学术影响力空前扩大，成为当时云大在全国的一大亮点，一大特色。至1954年工学院独立建院时，矿冶系成为昆明工学院的主要部分，在全国最具特色，所以后来昆工为冶金部所直接接收管理，成为冶金部的直属院校，成为我国采矿、冶金专家培养的主要基地。

生物学科的建设

1937年7月16日熊庆来接受《云南日报》记者采访，谈到他对云南大学建设的展望时说道：“个人意见，各大学及专门学校，宜就其学校历史及环境需要，将学科集中，设置讲座，提高地位，聘请专家教授，负责领导，以期造就专门人才。”又说道：“云南省大所负使命，为培养中学师资，造就地方实际建设人才，并就本省天然物产，加以研究，如采矿冶金、植物学等，以期蔚为西南学术重心。”（《云南大学志·大事记》第45页）8月，熊庆来到校视事，对云大采取了一系列的整治措施。在院系调整的意见中，他认为，“滇省生物繁滋，植物之研究较易，而影响于学术之进步甚大”，故拟“特增设植物系，以增加学术地位，奠定发展农林的基础”。（《云南大学志·大事记》第47页）。随即，他聘请了植物学家严楚江来创办植物系，接着又聘请动物学家崔之兰来与严楚江一道主持工作，将植物系改为生物系，在严、崔二人的领导下，生物系先后聘请了徐仁、余德浚、孙云铸、秦仁昌、朱彦丞等全国知名的生物专家到校任教，添置设备，开展野外调查，采集标本，积累资料，使云大生物系成为国内颇有名气，又有特色的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云南是“动植物王国”，得天独厚，生物系得以加强，并继续得到国家和省的重视，使其迅速发展。几十年来，在几代人的努力下，我校生物系已基本摸清了云南的生物资源状况，完成了国家和省的许多重要课题，在植物分类、植被生态、区划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理论，出版了多种专著，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规划提供了理论基础与依据。为此，我校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之后又获准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使我校在植物分类、植被生态等领域内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为世界同行所瞩目。(www.xing528.com)

西南文化研究、社会学、人类学学科的建设

云南又被人们称作“人类历史发展的天然博物馆”。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在这里居住（据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国56个民族云南都有。这里所说的25个少数民族，是指人口在40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云南曾有多种残存的社会形态，并有大量的地下考古发掘。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边界线长达4060多千米。云大建校伊始，董泽校长就向省长唐继尧报告：“滇省西界西藏，东南界安南，西南界缅甸，缅甸之东南又界暹罗，边务之重要，关系于时局，前途者非浅。而吾滇尤唇齿相依，际此强邻窥伺之秋，设不注重边防，何以攘外而戢内。”（云南大学出版社《云南大学史料丛书》之《学术卷》，第3页）熊庆来长校后，更进一步指出：“中国政府历来对边陲之政策只尚剿抚，不重经营，一切发展听其自然，只求边远民族之就范，不务彻底之解决。因此，数千年来中国周边区之民时叛时服，而朝廷之政时剿时抚。推其原因，均由我国政府对于边区内情十分隔膜，只重军事之胜利，不重文化、政治、经济、交通及社会之经营。在昔，海道未通，我东亚神州尚可随国内之分合而应付边地之问题。惟近百年来，中国门户洞开，藩属尽失，而滇边之缅甸、安南早已不复为中国之属土；曾几何时，而大英帝国与法兰西已直接与中国之云南接壤矣。唇亡齿寒！而滇边之问题日益繁多，举其大者，如滇边之国防、滇边之界务、滇边英法之侵界，以及滇边土人之同化，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然均为我国上下所宜注意者也。不特中国政府当局应加筹划，即一般民家与学术机关尔应加以研究，以便找出滇边问题之所在，明白滇边问题之困难，了解滇边情形之内容，发为著作，以供同人之研究及政府边政经营上之参考。”（云南省档案馆，16-2-187／2，转引自刘兴育编《熊庆来教育思想与实践探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因此，熊庆来极力倡导云南大学要建立一批有关西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边界问题的教学、研究机构，深入研究西南本土文化，研究西南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沿革以及有关边界、边民、边政管理、边疆交通、社会发展等问题，以期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安定、边界的安全问题。他觉得“非有曾受社会学切实训练之专门人才不为功。”（云南省档案馆，16-2-190／27，转引自李作新编《熊庆来与云南大学》，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熊庆来自幼读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身为云南人，亲眼看见英、法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界的侵蚀、经济的侵略，并因参加学生示威游行而受到学校处分。他深知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此后他留学西欧，亲见法国科学家以自己的科学创造不但很快偿还了战争赔款，还为国家争得了荣耀；他亲见居里夫人的成就在战争中的威力，因此他立志“科教救国”。熊庆来的眼光是宽阔的，志向是远大的，品德是高尚的。他提出的一系列办学理念、追求是切实可行的，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云南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服务的。我们看到，他上任伊始就积极筹划云大的改革、扩建、延聘教授。熊庆来虽为数学家，但他的文化功底绝不亚于专搞文化、经济、哲学、历史的专家。所以，我们看到，他所聘请的教授，大多是全国有名的专家，是当时相关学科的领军人物，如萧蘧、顾颉刚、吴文藻、姜亮夫、钱穆、刘文典、罗庸、林同济、胡小石、岑家梧、白寿彝、方国瑜、徐嘉瑞、费孝通、闻在宥、徐梦麟、张印堂、江应樑、李拂一等等，无不是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方面的强将、翘楚。在这些教授的带领下，云大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室、社会学研究室、文史研究室等，不仅培养学生，同时展开科学研究，出版了大批专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教授的研究领域十分宽广，“以云南、西康、贵州为主，次及西藏、四川、湖南、两广，又及安南、缅甸、印度、马来半岛诸境”（云南省档案馆，1016-1-585／10-19卷。转引自朱军《浅析熊庆来的边疆学术研究与边疆教育互动思想》），内容涉及西南开发、西南移民、西南地理沿革、民族史、文化、边区自然与人文、边裔等问题。学者们不畏艰险，跋山涉水，深入实地进行调查，获得大量资料，产出大批成果。其中，以费孝通带领的社会学研究室最有特色，成果也极丰富。他们“师承不同”，调查回来就在魁阁的“席明纳”里进行讨论，“谁也不让谁一点，各人都尽量把自己认为对的申引发挥，可是谁也不放松别人有理的地方，”（费孝通《逝者如斯》，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集大家之所长，集各派之所精，创造出了一个“魁阁精神”和“魁阁成果”。把人类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早在美国留学时就有了的想法；把西方纯理论的社会学、人类学加以改造，使其成为能够为改造社会服务的应用科学，也是吴文藻提出来的；回国后，把社会学、人类学中国化，用中国的材料讲中国的事，注重在中国的田野调查，也是吴文藻带头干的。（见吴文藻、冰心著《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吴文藻辑《我的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费孝通继承了老师吴文藻的思想、主张，在云大讲课、培养学生，主持社会学研究，后来费孝通受美国政府之邀，代表云南大学与美国进行学术交流。在美期间，他把“魁阁的成果”进行翻译编辑，写成《Earth bound China》一书，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被收入英国Kegan bani书局编辑的《国际社会学丛书》《美国太平洋学会报告和哈佛大学社会学丛书》。“魁阁的成果”是极有影响的，它被称作“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在世界独树一帜。云大因此被引入世界学坛，成为《不列颠百科全书》所介绍的中国15所著名大学之一，美国国务院指定为中美交流留学生的中国5所大学之一。对此，吴文藻、费孝通功不可没，熊庆来也功不可没，是他看准了这些学科，选准了这些教师，成就了这个事业。

云大抓住地方特点，网罗师资，办出特色的事例还很多，但仅以上述三例为例就已足以说明办出特色对一所大学来说是多么重要了。它确实达到了熊庆来“宜就其学校历史及环境需要，将学科集中，设置讲座，提高地位，聘请专家教授负责领导，以期造就专门人才”，和“就本省天然物产加以研究……以期蔚为西南学术重心”，“增加学术地位”的理想境界了。熊庆来这一办学思想和实践，也符合杨振宁博士“一所学校不一定什么学科都领先才有水平，往往在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做出成绩，办出特色就出名了”的论断。在云大的历史上，确因几个专业办得好、有特色而跻身世界高校先进之列，享有崇高的地位。

事实上，云大当时还有一些专业也办得好，在国内享有盛名，例如物理系的理论物理、光学等专业，20世纪50年代都为我国的国防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获得好评；数学、化学等方面的毕业生，在天文、化工等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更不要说冶金、动物、植物、西南文化、民族史、民族文学等方面的毕业生了，他们在有关专业，大多成了主要的教学、科研力量，足迹遍及全国，广受社会欢迎。这些都为云大在国内高校的地位奠定了基础。而究其原因，也都离不开师资、地域特点、时代需求等因素。笔者1993年做校庆70周年展览时，与校友会一道收集他们的资料，深为他们的事迹所感动，也为他们的成就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