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机构及队伍组织建设

我校是以基础理论研究和对学生进行基本技能训练见长的综合大学。我们的科学研究方针今后仍应发扬光大这一点，并同时注意改变学科设置单一的缺陷。科研机构和目标的设置应遵循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的原则来进行。但我们仍不得不指出，科研工作有它自身的规律和特殊性，目标和机构设置要适当放开一些，学生培养目标、科研机构设置和研究目标不能太拘泥于现实，太功利化。太功利化是不利于科学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许多基本理论、定律、定理的发现，都不是人们在功利目标的追求下取得的，而往往是人们的好奇心，在思想自由的环境里，穷追不舍地研究而发现的。因此，作为一所综合大学，搞基础理论研究，要保护教师、学生、科研人员的好奇心，给他们予宽松、自由的环境。教师、科研人员要有前瞻性，要有勇于探索的精神。要充分利用我校基础学科齐全的优势，支持全校师生职工不仅在本学科内，还要在学科之间，在学科边缘上，在学科交叉点上碰撞，交流，创新。我们主张一所学校要养几个敢于“胡思乱想”的人，给他们予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研究不要太功利化，不要太强调为什么什么服务，限期取得什么成果；学校要为他们创造一定的条件，如组织沙龙等，让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师生能常在一起自由聊天，思想碰撞，产生火花。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新东西。我们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兼容并蓄，取长补短。要允许教师、科研人员根据他们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地去研究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要允许失败，因为有些基础研究不但周期长，而且结果也是很难预料的，所以，进行基础理论研究的机构和目标设置都不能太强调、太拘泥于社会现实，而应遵循事物发展规律，遵循科研规律，放宽设置条件，对凡是有价值、有发展前途的课题，都给予积极支持。我们深感作为一所综合大学的校领导，一定要有这个胆识，有这个魄力，有这个精神。当然，我们也提倡尽量地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组织科研，因为这毕竟是社会之急需，容易产生社会的、经济的效益。大学应当有这个责任，有这个担当，主动与社会、经济紧密结合，为社会发展服务。云大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习苏联，变成学科设置比较单一的学校，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脱离社会、脱离经济发展实际，也脱离了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使自身发展受到了限制，还得不到社会的支持。今天我们应当改变这一状况了，适当地增设与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紧密结合的科研组织。这种转变对我校是大有好处的，它最容易产生社会、经济效益，使人们看到好处，从而赢得社会的支持。因此，我们建议学校要尽快地恢复、建立一些应用研究机构，走出校门，与厂矿企业合作，开展应用科学研究。

科研工作，首先要解决一个发展方向问题。发展方向关乎事业的成败，必须首先明确，首先解决。确定方向，一是遵循根据社会需要的原则，二是看发展前途（尤其是基础研究），三是看条件。所谓条件，包括主观的条件和客观的条件。主观的条件包括教师（科研人员）的素质，如个人（或团队）的学术修养、身体、能力等；客观条件包括经费、设备、环境以及学校对该学科学术研究的历史积淀等。就我校而言，就我们对云南以及我校历史及现状的了解，现提出以下意见、建议供领导参考：

建立东南亚研究中心，开展东南亚问题研究

早在云大建校之初董泽校长就提出要进行滇边调查的意见，认为“边务之重要，关系于时局”。“维滇省西界西藏，东南界安南，西南界缅甸，缅甸之东南又界暹罗”，“尤唇齿相依，际此强邻窥视之秋，设不注重边防，何以攘外而戢内”？故“前途者非浅”。20世纪三四十年代，江应樑等一批学者，为巩固国防，安定边民，在边境一带开展边政学调查研究，积累了相当一批资料；与此同时，吴文藻、费孝通等在内地进行社会学调查研究，取得相当成果，被世界学术界誉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在中缅划界之初，我校方国瑜教授等又参与了划界研究；1956年，根据周总理指示云大要加强西南亚研究，云大建立了西南亚研究所，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因此，可以说，研究这一问题是云大的传统，有一支很有学养的研究队伍，有一定的学术积淀，已经形成优势，在国内少有。

从地理及人文环境上说，云南偏居中国西南边陲，与越南、老挝、缅甸相邻，边境线长达4060余千米，居住着许多与云南多种民族同种、或习性相通的跨境民族，他们关系复杂，源远流长，可供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云南省内还有近40万归侨及侨眷，还有数十万华侨散居在世界60多个国家或地区，华侨人数仅次于两广和福建，是祖国西南开放的“窗口”和“大门”，云南或将面临未来开发东南亚国家市场的重任。因此，今天无论从开发、发展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出发，还是从搞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出发，或从维护这一地区的安定、团结出发，云南、云大都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理应站在前人——一批学术大家的肩上，义不容辞地往前发展，尽快开展对东南亚及云南跨境民族的研究。我们还建议，在进行这一研究的同时，应注意吸收新生力量，培养研究这一地区的高级专门人才，以便后继有人。这既是云大得天独厚的条件、特有的优势，也是云大的责任。

建立西南文化研究中心

西南文化研究也是我校的强项，20世纪40年代就取得不少成果，有一大批知名教授，影响很大。可惜这支队伍后来被削弱了。但对西南民族文化、民族史和云南地方史的研究却从来没有中断过。我们应当继承前人，薪火不断，发扬光大。我们生在云南这块土地上，是有条件这样做的，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

关于云南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问题(www.xing528.com)

自云大建校以来，几十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对云南的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地理、气候等资源已基本摸透，可以说这些也都是我校的传统优势及成果，具有一定的基础和实力。但下一步应怎么搞，值得研究。就我们的知识所及，我们觉得下一步应着重考虑云南的自然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问题。因此，与此相关的学科都应该得到相应的发展与支持。改革开放之初，世界银行专家来校考察，听我们介绍，说生物科学是云大的强项，传统优势，人家问我们“生物分子学发展得怎么样？”我们却连这门课也没开，开不出来。人家一听，大吃一惊：西方早就是一门普通课了，我们怎么连课都开不出来呢？这说明我们在新兴学科的发展方面是相当落后的。但这是事实，是整个国家的事实，是当时的面貌：我们穷，没钱买设备，没钱送人出去进修，没钱做实验，我们处于封闭状态。今天，我们要开发利用云南的自然资源，不仅要解决全省几千万人的吃饭问题，还要让他们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这就要求我们不但要搞基础理论研究，还要搞生物工程、生物技术以及其他相关学科、新兴学科，不走到这些学科的前沿，不改革开放，不发展新兴学科不行。所以，这对我们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新困难。例如，改革开放，大建设，大发展，但把一些地区的环境也破坏了，生态问题被提上日程；但这些又都涉及资金、技术、组织、管理、基础理论研究、引进人才、发展新兴学科等问题。因此，云南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新方向，我们必须加强力度，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同样，这一课题涉及的领域十分宽广，不仅涉及生物科学的全部内容，也涉及化学、物理、数学、地理、气候，乃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至哲学等等，所以，必须全校通力合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综合处理。而这，正是我们综合大学的优势。

成立软科学研究中心

我校是文理兼具的综合大学，不仅应该出人才、出成果，还应该出思想。我们应当成为政府的智囊团，社会的思想库。因为我们本身在研究着许多前沿的问题，包括社会的问题。而无论社会发展还是经济建设，都是一个综合性的、涉及各种学科的系统工程。作为一所综合大学，我们的教师随时都在相互切磋、探讨各种问题，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作用，其中就包括了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的各种问题。他们的知识是相互关联的、相通的。我们应当发挥这种知识串联的作用。这是一种优势，这种优势应当为社会服务。近年来，各地、各系统、各单位都在制订自己的发展战略与规划，它涉及各种学科，需要综合知识来解决。我们有这种优势，我们有相当一些教师参与了这些工作，他们对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应当积极支持、引导。

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少不了科学技术的支持，我们理应为此做出贡献。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因为每一项工作都在做随时的调整。作为一所综合大学，我们应当组织相当的力量来从事这一工作。如果我们的成果对政府、对社会产生了某些积极的影响，那就是我们对社会做出了贡献，我们应当重视这一工作。

本文是我受杨光俊校长之命作云大发展战略研究时拟出的一个提纲。提纲拟就，被我小学的同学、时任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徐康明君看到，时值科研处即将召开云大深化改革研讨会。徐君认为我的思路已经成熟，应即成文，抢先发表。但我甚感为难，因此乃我奉命之作，校长尚未过目认可，不敢擅为。但徐君认为社会科学上的东西，谁先提出的观点就是谁的发明，不可谦让。徐君便将我的提纲和有关材料拿去整理成文，并在云大深化改革研讨会上做了发言。该文曾发表于云南《高教研究》，题为《云南大学发展战略之我见》，署徐与我的名。但徐文我并不满意，因为我想得更细更多更实，有些话更大胆，故后来我又按自己的想法重写了此文。

2013年12月修改并录入电脑时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