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藻与冰心的家庭故事-云大与羽纱

冰心这样戏谑自己的丈夫吴文藻：

马

香丁

羽毛纱

样样都差

傻姑爷到家

说起来真笑话

教育原来在清华

这诗给清华的校长梅贻琦看了，被梅校长加了两句：

冰心女士眼力不佳

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冰心只好自认“作法自毙”。

这是1939年的事，冰心和吴文藻住在呈贡。吴文藻是云南大学教授；冰心在家带孩子，当作家。梅贻琦在西南联大。

吴文藻真是“傻姑爷”“书呆子”。这宝塔诗的前三句：“马，香丁、羽毛纱”的故事就足以证明：

抗战前，在北平，冰心和吴文藻的孩子还小，不会说“萨其马”（点心），只会说“马”。一天，他们夫妇上街，冰心让吴文藻去给孩子买萨其马。由于吴文藻平时不太关心家务，到了点心铺，就向售货员“买马”，闹了笑话。

“香丁”，则是冰心故意捉弄吴文藻。一天，冰心和婆婆在花园赏丁香花。婆婆让冰心把吴文藻从书房里也叫出来一同赏花。吴文藻来了，却不知道赏的什么花，就问：“这是什么花？”冰心忍笑答道：“这是香丁。”吴文藻居然点头道：“呵，香丁。”惹得大家都笑了。(www.xing528.com)

“羽毛纱”，是冰心要给自己的父亲做件夹袍，需用羽纱，让吴文藻到布店去买。吴文藻到了布店却说不出布料的名称来，胡凑说要买“羽毛纱”，又闹一次笑话。

可是，这“书呆子”“傻姑爷”在云大发展的历史上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大教授。

吴文藻，1901年生，江苏江阴人。五岁上学，十六岁考入清华学堂，插初中二年级。1923年清华毕业，赴美留学，在新罕布什尔州达特默斯学院学习社会学。1925年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社会学系继续深造，并旁及了广泛的人类学知识，得到当时美国许多社会学、人类学名师的指点，为他终生从事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9年，吴文藻取道欧洲、苏联回国，和冰心一道在燕京大学任教，讲授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课程，并开展这些学科的研究。

吴文藻、冰心夫妇（云大档案馆藏）

吴文藻非常重视西方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的结合，非常重视培养中国自己的人才。他提倡社区研究，主张社会学中国化，在中国的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中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费孝通在谈到中国社会学发展史和自己的成长过程时，总是念念不忘“吴师文藻”先生对自己的指点和影响，不忘这位大师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贡献。（吴文藻在燕京大学和费孝通是师生关系——尽管吴文藻仅比费孝通大九岁。笔者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燕京大学因为是美国教会办的，暂时未受干扰。但作为爱国知识分子的吴文藻夫妇，觉得在日本占领区“一刻也呆不下去了”。于是，他与云南大学联系，表示愿意帮助云南大学建立社会学系。这正中熊庆来校长的下怀。因为熊校长早就看到云南这块多民族的土地，看到云南有丰富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资源；熊校长早就提倡云南大学要结合云南的特点，充分利用云南地方资源优势开展教学、科学研究，为云南地方服务，苦于无良师而未能实现。

1938年11月，吴文藻夫妇取道天津、上海，经香港、越南，辗转来到昆明。

在昆明，吴文藻夫妇先住在螺峰街，后搬到维新街。1939年，因日本飞机轰炸，他们被迫迁到呈贡，住在龙街山顶上北城墙的一座寓所里。从此，他们每周只能见面一次。吴文藻在云大上课，冰心带领孩子们住在呈贡。每到周六，黄昏时分，冰心便带着孩子们到城楼上去等候吴文藻。吴文藻则在昆明乘昆明至阿迷（今开远）的小火车到呈贡站，然后骑马回家。孩子们在城楼上听到马蹄声后，便知道自己的爸爸回来了。于是一家人拥上去接亲人。

吴文藻、冰心旧居（武有福摄，云大档案馆藏）

吴文藻来到云大，云大成立了社会学系。同时，云大与燕京大学合作，利用庚款的资助，又成立了社会学研究室，开展社区实地调查研究。吴文藻任社会学系主任，并亲自主持社会学研究室工作。这时，社会学研究室还得到了教育部、中国农民银行、罗氏基金会的资助，在云南农村、乡镇广泛进行农村经济、乡镇行政及工区、厂区、劳工等社会调查，获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如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子毅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土地与商业》《洱村小农经济》，史国衡的《昆厂劳工》《个旧矿工》，谷苞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内地女工》，胡庆均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

这些成果的取得，大大提高了云大的学术地位和知名度。尤其是1943年，美国政府以同盟国的身份邀请中国10所大学派遣教授赴美做文化交流，费孝通作为云大教授，受学校委派访美。在美一年的时间里，他又获得美国太平洋学会的资助，将云大社会学研究室的成果编译成《Earth bound China》（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4年出版，中文书名为《云南三村》）和《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哈佛大学出版社1944年出版）两书。这两本书，后又被收入美国太平洋学会报告和哈佛大学社会学丛书，后者还被英国Keganbanl书局收入该局国际社会学丛书；与此同时，费孝通又将在美访问期间，应云南大学校刊（小报）之约所撰写的通讯，汇编为《初访美国》和《人情与邦交》两书，先后由美国生活书店和美国新闻处出版。（费先生写的通讯当时曾连载于我校校刊，惜今已不复见！）费先生的这些工作，大大地提高了云大的知名度，提高了云大在世界教育界、学术界的地位，把云大推向世界，创建了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然而，“书呆子”“傻姑爷”吴文藻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却整天“忙于安排同仁的实地调查和教学任务，因此未能认真从事著作，仅仅撰写了《民主的意义》和《论社会制度的性质与范围》。更遗憾的是，虽身处多民族的地区，却没有把握良机亲身参加实地调查”，成为他的终生憾事。（吴文藻：《我的自传》）。

1940年，因庚款受干扰，社会学研究室工作一度受阻，吴文藻遂离开云大到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担任研究工作。但同时，他仍兼着云大、燕大的代表，负责两校与国民政府的联系。在这段时间里，吴文藻又为云大、燕大做了许多工作。吴文藻走后，云大社会学研究室的工作便转由费孝通主持。